文化不分国界，文明不分种族。作为文化和文明产生的生理机能，智力的形成和智慧的迸发，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存在太大的本质差别。从的角度探究人类智力和智慧的发展进程，也许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但只要打开人类文明进步的册页，就会发现许多数千年以前产生的人类思想的，至今依然在着我们的心灵，甚至当我们解读这些古人的大智慧时，会产生激烈的情荡。因此，从意识行为的存在和进步的层面上看，不能因为古人生活时代的落后，而怀疑他们与现代人在智力上的差距。——这是许多人站在位于虞城县境内的伊尹墓前所生发的第一感觉。
本文并不是要介绍虞城所盛产的各类美食，而是因为这里长眠着被誉为“东方食圣”的烹饪界鼻祖伊尹，从而使豫东小城虞城成为历代烹饪大师心中的圣地。虞城县住于河南省东部，属商丘市管辖。早在公元前21世纪，夏禹继承虞舜的后，封其子商均于虞地，称虞国，秦设虞县。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改称虞城县，虞城之名由此始至今。这里是先商文明的发源地，长久的文明雨露把这片黄土地滋润得花团锦簇，孕育了许多震烁着历史天空的一代人杰，如替父从军的帼国英雄花木兰，酿造出第一杯美酒、“从兹秫酒香”的酒神少康等。其中，把美食制作技艺提升到平天下的哲学领域、使民生和国计达到完美统一境界的平民宰相伊尹，其人其事最具人文色彩。
伊尹名挚，又名阿衡（《史记·殷本纪》），生时不详，卒于约前1549年。关于伊尹的出生地，郦道元所作《水经注·伊水》记载甚详：“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滨，梦神告之曰：臼水出而东走，顾望其邑，咸为水矣。其母化为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献之，命养于疱，长而有贤德，殷以为尹，曰伊尹也。”伊尹生活的年代，正值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从鼎盛期衰落期。以商部落为首的各个小国逐渐崛起，对夏王朝的形成了巨大。伊尹从出生开始，就历尽了。作为一个弃婴，自小不知生父生母是谁，由莘女从野外的桑林里拣到后，交给一个厨师扶养。
伊尹的身份是奴隶，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没有，没有自主财产，没有支配时间，没有自享空间，甚至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和。起早贪黑是常有的、忍饥挨饿是常有的、受骂是常有的、朝不保夕是常有的。孩童时代没有了大人们的，他的世界是孤独的，他的启蒙教育也只有在之中、之下、锅碗之间。如果那时也有忆苦思甜的话，他的苦大仇深起码是我们无法想像的。最后，他用和坚韧完成了对于他本人、对于后世文明也许是最重要的步骤，——在他的许多同龄人无法饥饿、伤病、劳累的而相继夭折的时候，他用他的顽强了重重严峻的，使他的生命没有过早地消失。这个生命实体保存的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按照的推想，在这样的生活里，伊尹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可以影响人的状态，却无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只要有积极向上的生命，任何都只能是生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生命循环中的一个侧面，生命体验中的一种经历，不能对生命过程的总体趋势发生根本作用。
当然，伊尹也从来没有想到过通过硬性扩张的方式改变自己的状况，因为当时的社会和自身还没有达到我们可以想像的高度。不能战胜，就只能加入。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只能是自己选择。伊尹所能做到的就是随遇而安，就是埋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踏踏实实当好厨房的杂役，从杂役而助手，从助手而厨师，从厨师而大师。仅用十年时间，他就完成了人生起始阶段的跳，形成了人生物质财富、财富的双重积累，成为那个领域的绝对权威和有莘国最有名气的烹饪师。这个过程当然是的。无数次的虚心求教、无数次的琢磨、无数次的苦思冥想、无数次的探索实验。终于，他用自己的和创新，超越了前人所有的遗留，到达了前人从没涉足过的境界，把烹饪这一雕虫小技提升到了前无古人的崭新高度，并且第一次从实践中提练出了理论精华，形成了影响后世的理论体系。
伊尹关于烹饪学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从原料的特性、产地、选用，到火候的掌握、调料的搭配，都具体而实用。如对原材料的产地上，肉之美者、鱼之美者、菜之美者、和之美者、饭之美者、水之美者、果之美者，他都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这种敬业和业务精通的程度，即便现代的一些学者也不见得能够达到。再如在烹饪的技巧上，他明确指出：食水的动物气味腥，食肉的动物气味臊，食草的动物气味膻。这三类动物气味各异，怎样才做出佳肴美味呢？主要依靠水、火、味的调节，消除腥味、去掉膻味、离却臊味。第一条要正确掌握火候，宜猛则猛，宜温则温；第二条要正确运用水的规律，转臭为香；第要正确选用调味料，即甘、酸、苦、辛、咸等五味，它们的组合常微妙的。只有根据鼎中水的变化，掌握火候，把握调料的搁放先后次序和量的多寡，才能获得久而不败、熟而不烂、甜而不过头、酸而不强烈、咸而不涩嘴、辛而不刺激、淡而不寡味，肥而不腻口的美味佳肴。（见《吕氏春秋·本味篇》）
正是由于伊尹率先把知与行进行完美的融合，在烹饪实践和理论上产生的突出贡献，才使他成为我国烹饪界公任的鼻祖。现在，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每年都要举办规模浩大、隆重权威的“伊尹杯”全国烹饪大赛，虞城作为伊尹的安厝之地也成为许多中的食都。
在2002年中国烹饪之圣伊尹祭祀活动上，组委会的《 伊尹三千年祭 》中说：“我圣说汤王又放太甲，三世一腔心；辨五味得平天下，千古绝论鉴后人。不以小技而薄志，决以施烹饪。商丘市旺，亳都再兴。”诚哉斯言！
二、以汤说汤
艺无止境，学有专长。这样理想的境界伊尹切实领略到了。但是，他的目标显然还不仅仅是这些，他还强烈追求着领略与之间的不同。如果局限于相对狭窄的技艺空间，就无法真正使技术为艺术。只有跳出就烹饪而烹饪的圈子，领的共通之处，在领域内完成从必然王国到王国的跨越，才能纳天地于一体，容四海于一盂，使眼前豁然开朗，呈现一片崭新景象。
随着阅历的积累、经验的增加、技艺的精道，伊尹的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地方。他是个聪明勤奋具有心计的人，虽然祖祖辈辈当奴隶，地位卑贱，但经常注意研究三皇五帝、大禹等英明君王的施政之道，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深刻的观察分析。在一个不眠的夜晚，也许只是电光石火的一刹那，他的智慧灵光得到了迸发，领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真谛，使他完成了从人才到天才的必然迈进。他要把自己对厨艺、对国家、对社会的认知和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
当然，掌控国家和社会不是一个厨师所能做到的，他必须靠近最高的阶层，才能有希望把自己的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这种目的的实现，需要一个人的信心和勇气，更需要有识人之君和施行平台。在对于夏朝者的施政方法以及周边附属国家的综合判断中，他的目光注意到了地处亳地（今河南商丘）、以著称的商汤。他开始捕捉每一个可资利用的机遇。
机会终于来了。商汤为了笼络有莘国，提出了纳有莘女为妻的要求。有莘快地答应了。在研究陪嫁人选时，伊尹自告奋勇，请求以厨师和侍从的身份前往商国。商汤也久闻伊尹的大名，知道他的烹饪手艺。为了接近商王，在以后几天的做饭时，伊尹估意把饭做的不是太咸了，就是太淡了，以期引起商汤的注意。果然，商汤非常纳闷，就把伊尹叫来，询问他原由。于是伊尹以此为由头，“以滋味说汤”，阐述了自己兴邦的独特思想。
伊尹认为，做菜即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要调好作料才行；如同做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把事情办好。“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五味调和，君臣佐使”。而要想品尝到至味，就需要有充分的物质作为保障。只有坐拥天下，延及四海，才能得到各种原料。如果仅仅是在商这样一个小国，根本无法满足物质的筹备。“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故审近所以知远也，成己所以也！”作为一代人君，必须要有雄霸天下的气魄，才能审时度势，趁机而为。要成为天子，不能单纯依靠武力和强势手段，而是要敬业修德，施行仁道，赢得天下士人的。
同时伊尹又从天下大势谈起，分析了夏王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的现实，得出了更迭的总体趋势。
伊尹这番庖厨之论蕴含着深刻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丰富的人生。那就是要依据客观实际，灵活选择不同的策略，以达到战略目标。如果再联系到后来伊尹灭夏谋略中对战略时机把握上，则不得不让我们这番庖厨高论和伊尹高超的技巧。这番话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隆中对”，而伊尹“借汤说汤”的理论，又比千年之后诸葛亮的“不出茅庐而三分天下”高出了一个层次。
商汤听后茅塞顿开，深感相见恨晚，激发了他的万丈豪情。他不以伊尹出身低贱为顾虑，立即举行隆重的任命仪式，拜伊尹为“阿衡”，即尹，统领一切军国要务。同时，韬光养晦，内敛锐气，以待时机。在内政外交上，他采取伊尹所制定的策略，，安抚，理顺各种社会关系。如“网开一面”的故事，就充分说明了他对伊尹思的认可和实施。有一次汤王外出打猎时，手下人先四面张网，并道“愿天下四方的都进我的网”，汤王却觉得一网打尽的做法有点过分，就让手下去掉三面，只留下一面网，改辞为“们，往左、往右都有活，那些命中注定该死的就进网来吧。”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从而在夏桀虐政淫荒的特定时代，树立了汤王仁德的形象，促使、各部落归心于商。
伊尹说汤的故事，成为历来为君为臣的重要依据和标准。这其中既有伊尹对入木三分、高屋建瓴的科学判断，也表现了汤王“用人不分”的远见卓识和容纳贤能的胸怀。
三、荡平天下
大政方针确定后，接下来就要围绕战略指导思想制订具体的实施措施。而商作为夏的附属国，方圆只有七十里大小，要想与强大的夏朝当面对决，无疑于以卵击石，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尽管夏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严峻，但千足之虫，死而不僵，只有耐心地等待时机，掌握火候，才能达到一役成功的效果。对于这种形势的判断，伊尹心里非常清楚。
为了掌握夏朝的情况，伊尹决定深入夏都阳城以探虚实。“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在夏朝三年的时间里，伊尹广泛搜集各种信息，初步掌握了夏王朝的、军事以及经济、地理情况，看到了其内外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危机，对于下一步具体战术的运用做到了心中有数。回到商国后，即将自己侦察到的情况向汤王作了详细汇报，两人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了战略方案和目标，即循序渐进、由外而内、各个击破、总体打击。
首先，利用商为夏方伯，有征伐诸侯的特殊，采取军事打击与争取相结合的策略，结交和兼交夏王朝的属国，剪灭其羽翼，扩展自己的实力。其时，居于夏商之间的葛、韦、顾、昆吾都是夏之属国，是夏桀亲近的依靠力量。因而，吞并四国成为商军事兼并的当务之急。伊尹决定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略，使夏处于正面受敌的地位。
葛国位于商的西部，相距不过数十里。加之葛伯力量较弱，不稳，成为商汤的首个打击对象。但是，在具体战术运用上，伊尹认为不能冒然突进，而应该寻找葛伯的，抓住其不仁不义的，以义伐不义，做到师出有名，得到上的支持和平衡。这一年，伊尹得知葛伯没有按惯例祭祀祖先，这在当时是“非礼”的重要表现，于是就以汤王的名义对其进行严厉遣责。葛伯辩解说国中财力虚乏，没有祭祀之礼。伊尹就派人进驻葛国助其农耕，同时向老弱病残的弱势人群送去酒食。但葛伯不仅不感谢，反而酒食，据为已有，并把没有按时交出援助物品的人予以处死。葛伯的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也使周边国家对葛国的行为大为不满，对商汤的大加赞赏。
伊尹感到时机成熟了，就兴师问罪，不费吹灰之力一举灭掉了葛国。然后，又分别以相似的方法，灭掉了韦（今滑县）、顾（今范县）、昆吾（今许昌）三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从而使商国占有了以亳邑为中心的周边数百里的地区，人口和物资实力大大增强，在与夏王朝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初步扭转了劣势，完成了对夏王朝的战略包围。
面对商汤的步步进逼，夏王桀大为光火，屡屡致函进行。但因为伊尹的每一步战略措施都是有理有利有节，使朝廷也无可奈何。而其他附属国见夏桀已经无力，加上伊尹的不断斡旋，大都产生了去夏适汤的念头。而在夏朝内部，人们也分别从桀和汤的作为上看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者形象，越来越对商汤产生了向往之情。《书·大传》记载：“夏人饮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归于亳（为何不投奔亳地）？盍归于亳？亳亦大矣！”
这样的一片大好局面，使汤王大喜过望，对伊尹的战术策略大加赞赏，就准备向夏王朝发起正面挑战。但伊尹的头脑非常冷静，认为仅仅凭借一时的局部胜利，还不能完全对手的强势地位，必须继续施压，才能切实看清对方的反应、威信和调度能力。
他汤王先从小的试探开始，在岁末没有按常规向夏朝进贡。夏王大怒，调集九夷之师伐汤。各诸侯国惧于余威，纷纷响应。伊尹即劝汤王“谢罪请服，复入贡职”。 桀也见好就收，原谅了汤王，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军事措施。这种有罪不伐的软弱行为，使各诸侯国大失所望，夏王朝的威信大大削弱。第二年，商汤又不供贡职，桀再怒，发出号召再次征讨。但这一次九夷之师却不听号令，按兵不动。对此，伊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与夏桀一决死战。商汤即在庙前举行出兵誓师大会，发表了著名的《汤誓》，历数夏桀生产、的，打出了上应、救民于水火的旗号，激发了全体将士的战斗热情。
由商国主动发难而产生的商夏对决开始了。此时的夏朝已经是徒有其表，国大。国内民不守疆，周边邻不援朝，甚至有许多地方奋而倒戈，投向了商国。商汤选良车７０乘，勇士６０００人，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长途突袭，很快逼近了夏都，双方在鸣条（今洛阳附近）展开了的大决战。商军在商汤，为民除害的号召下，冲锋，势如破竹，不可；夏兵将则不愿为夏桀，军队失去了战斗力，一触即溃。在短短的时间内，貌似强大的夏王朝就迅速。夏桀大败，最后他带着妃子妹喜逃出重围，乘上一只小船渡江到南巢(今安徽省巢县)，最后故于此地。
对于夏桀的溃败，《史记》的记载不甚详细，仅用了了数语：“桀败于有（女戎）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就是这样几句短促而有力的语言，为我们想象夏桀兵败如山倒的狼狈之态提供了广阔空间。
随着夏王朝的，商朝于南亳（今商丘）正式建国，而伊尹也以开国功臣的形象赢得了国民的和信赖。
纵观伊尹助商立国的过程，处处充满着盈天的大智慧，闪耀着他长期以来深思熟虑而形成的平天下的思想。第一，判断形势的客观性。汉代军事家诸葛亮在总结前人的军事经验时说，为军者要知、晓地理、察人文。而这些理论伊尹早在实践中就已经运用纯熟，俯仰天地，洞察，是伊尹之所以能够顺时而动的首要战略；第二，把握时机的准确性。作为天才的军事家，不仅善于创造机会，关键在于懂得如何寻找机会、运用机会；第三，战略推演的渐进性。知行合一的伊尹，处事沉稳的伊尹，把战略防御、战略对峙、战略三个阶段策划得层次分明，毫不拖泥带水，一改以往军队多于突击冒进的常规打法，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其效果是显著的；第四，争取的持续性。自始至终，伊尹都把“以义伐不义”战争作为极力推广的主要环节，贯穿于军事行动的全过程，使再大的流血冲突都成为商汤救民于水火、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为上，攻城为次，未出师而占了上的先机。上述这些通过“伐谋”、“伐交”、“伐兵”，最终取得战争速胜的做法，对于后世战争过程的把控、军事理论的构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历代军事思想家和军事战略家不断丰富和发展军事理论、军事实践的营养之基。
四、方略
商王朝的建立，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从大禹之子启建立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国，巅覆禅让制，实行血缘继承制，至桀共延续了四百多年。其间，由于国家根本制度的急剧变更，许多人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造成行政、军事诸多领域内的不协调、不系统、不完善、不理顺。只是在夏王朝强大的压力控制下，各诸侯国暂时没有能力与夏王朝争鼎，天下才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地方割据。同时，随着夏王朝的日深，也逐渐认可了这样的国家体制。而商汤在伊尹的力挺下，以非凡的气魄，第一次完成了用武装力量改朝换代、更迭的创举，这就是史无前例的“汤武”，对于后来各朝代的与新兴，在思想上、理论上、行动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伊尹的智慧不仅限于打天下上，主要还在于治天下。新兴的商朝，面临的是的夏桀留下的烂摊子，国外诸侯不朝，国内。这些对于商汤和伊尹来说都是严峻的。对此，伊尹又从国家政例和制度建设入手，制定完善各项法律、政策、措施，开创了崭新的模式，使商代前期的、制度臻于成熟，商王朝的也逐渐步入正轨。
一是明确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准则。在漫长的夏朝时期，中央与各方国之间、机构官员与王朝决策层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由于在立国之初，夏启在取得中央控制权的同时，确定了以血统为中心的继承顺序，了其他部落首领接受禅让的可能性，受到大多数武装派系的抵制和质疑。作为和补偿，夏启在对于放宽各方国的自主权方面作出了大的让步，允许他们拥有各自的军事武装和外交权限，各方国之间甚至可以相互征伐，不需要取得中央的授权。这种过于宽松的依存制度，造成中央控制力的削弱，许多地方在实力得到扩充之后，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力图摆脱夏王朝影响的企望日益强烈。而王朝内部的各级机构官员，大都希望依附于某个有实力的部落首领，以期作为自己的依靠，在个人职位晋升中得到重要的法码。这就使君臣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错位，使中央许多政策的制订要受制于各方面的掣肘，不能形成上下通畅的政策贯彻渠道。商朝建立之后，伊尹及时发现了这种对于中央来说是致命的管理模式，从明确君臣之间新的相互关系入手，着手解决划分问题。他提出了“五味调和，君臣佐使”的主张，就是烹饪美食要用多种调味品，但不能完全平均使用，必须要有主有次，才能使味道和谐；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各个之间也要有主有次，以主为骨，以次为肉，形成国家的基本框架。在这种关系中，要以君为主，以臣为辅，主次分明，职权各异，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来行政做事。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罚措施，优罚劣，使各级尽心尽力为国家效劳，否则就要受到责罚，甚至罚做奴隶。比如各方国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但人员数量和武器装备方面要受到一定，要与自己国家的大小、爵位的高低相适应；各方国之间可以相互发生外交关系，但不得擅自与王朝系统之外的国家交通往来，这种只有中央能够行使。这样就在游戏中建立了统一的游戏规则，从根本上理顺和界定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王与候之间、君与臣之间、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和界限。
二是制定了君王应该遵循的规范。对于君臣之间的这种关系，尽管君王的得到了放大，处于主导作用，但他并不是就可以任意作为，而是要受到各种力量的制约。如果君不能为君，则臣也不能为臣。对此，伊尹先后作《咸有一德》，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具体阐述了为君之道，要求君主首先自律，方能律人。君主由于所处地位和掌握的特殊性，所的再小的，对于天下百姓来说都是致命的。关于君王容易的错误，伊尹经过认真分析，总结出了“三风十愆”，包括、治政、治军和生活作风的各个方面。对于这些错误，伊尹一语道破了其严重的违害性：“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以臣的身份而为君制定行为规范，伊尹是我国第一例，充分显示了他的成熟程度和非凡的勇气。
三是确定了“宽以治民”的总体方略。针对由于夏王朝的而造成的、怨声鼎沸的现实，伊尹认为，正确调和社会关系，需要运用多方面的手段。既不能太严，也不能太宽，“过则为灾”。而是要从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角度考虑，充分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使各阶层和谐共生。他汤王要吸取夏桀的教训，注意体察民情，宽以治民，仁以，轻征薄敛，鼓励生产，安定，并常用“明德则天下存，失德则天下亡”的道理教育商王。在实际工作中，他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水利建设，民以食为本，衣食无忧则盗而不盗。同时，大力发展丝绸纺织和青铜冶炼技术，“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管子》）。特别是青铜的发明和利用，使商朝在农业机械和军队武器装备方面，走在了的前列，综合国力和战斗能力大大增强。
四是“铸，制礼乐，定献令，迁九鼎于商都。”伊尹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深切感觉到，一个国家的形成和稳定，不仅要依靠和强制手段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认同和自律。因此，他从几个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探索和变革。铸，即统一货币，加强中央从经济领域对全国的控制和调节，也改变了过去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便于人们进行物资交换和经济交流；制礼乐，即制定国家礼仪、国乐，使整个国家达到文明有序、知义明礼的状态；定献令，即制定国家法律法规，励，惩治，国家政令通畅，众民安居乐业。同时，为了从观念上增加全体人民的国家感，树立中央集体的权威性，伊尹还命人铸造了九个大鼎设在商都。鼎是的象征，九个鼎即象征国家的最高。另外，他还在古人记文记事符号的基础上，统一了以甲骨文为版本的文字。
由于商汤与伊尹的密切合作，励精图治，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使商朝初期清明、经济繁荣、水不扬波、土不扬尘，社会文明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商朝的也迅速得到了扩张，一跃成为黄河流域的主要者。《诗·商颂·殷武》记载当时天下万方归心的情形是：“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五、回望伊尹
商汤死后，伊尹又先后辅佐汤的子孙外丙、仲壬、太甲、沃丁继任商王，并且都取得了极为显赫的业绩，为商王朝以后600余年的奠定了的基础。以一身而辅五世，这界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沃丁八年（前1549年），伊尹逝世，据说终年100余岁。沃丁以天子之礼安葬伊尹，以表彰他对商朝做出的伟大贡献。关于伊尹的安葬地，史学界曾有过多种说法，但从史典中看，目前大多数还是倾向于商丘虞城说。如《通鉴外记》记载：“生于空桑，卒葬南亳（今虞城谷熟一带）”，《史记》记载“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伊尹在商朝受到历代诸王隆重的祭祀，殷墟甲骨文中就有多处记录祭祀伊尹的卜辞。
由于伊尹显赫的人生功绩，使他长期以来都得到了人们的和推崇，尊他为天下第一贤相，把他的地位提升到元的高度，即之先。《论语》曰：“大贤唯有伊尹”，孟子称“伊尹，圣之任者也”（《孟子·万章》）。
现在的伊尹墓位于虞城县西南20公里的魏崮堆村。墓高3米，周长46米。坟墓四周有高大的古柏180余棵。其中有鸟柏一株，枝叶酷似鸟形，据说其年轮花纹也为鸟形，甚为罕见。墓前的伊尹祠，原有祭殿、卷栅、钟楼、配房、大门、围墙等，现仅存两座大殿和花戏楼。旧时的“伊墓清风”为虞城八景之一，每逢农历二月二、四月八、九月九，邻近几省的乡民前来赶庙会，人流如云，热闹非常。
站在伊尹墓前回望三千多年的历史，回望这位起于草根的平民智者，让人不禁思绪万千，对他的非凡的勇气、高超的艺术、的人生抱负、深远的文明影响，产生出越来越多的仰慕之情。
非凡的勇气。勇气源于，源于天下为公的大智慧。伊尹在辅佐商王的过程中，不以个人的功过得失为念，而是把国家的兴盛、君主的德行、人民的福祉作为自己行动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代民，为国筹谋，做出了许多为一般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前文所说的以臣而为君制定行为规范的举动，只是其中一例，到了商朝第四任国君太甲时，伊尹又有了更加惊世骇俗的惊天。据《史记·殷本记》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反善。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就是说太甲继位之后，思想，不明政理，亲而远贤臣，，废弛，造成国家面临着存亡的重大危机，朝野上下怨言四起。面对这种情况，伊尹站在商王朝长远利益角度考虑，认为“天，犹可违；自，不可活。”果断采取强制手段，将太甲流放到商汤的葬地桐宫，让他面祖思过（后来这种方法成为惩罚亲族兄弟的一种常用手段）。而伊尹亲自临政，代行处理国家事务。在伊尹的下，三年之后，太甲，重新，得到了国民的谅解，伊尹就重新把他迎回去继续。太甲吸取以往的教训，修德，后来的政绩还相当不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伊尹放太甲”事件。后世评价伊尹在这件事上的勇气时多用叹为观止这个词。遥想在当时等级森严的下，做出这样的举动，伊尹需要承受的种种压力可想而知。甚至当时就有人认为伊尹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但伊尹磊落、胸怀，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卓越家的超凡勇气。臣以其贤而诲君，而放君，而立君，而自己毫无野心，在中国历史上，伊尹所为观止矣。即便以诸葛亮这样的贤才，尽管有刘备托孤时“若嗣子可辅，则辅；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面对懦弱的刘禅，他也不敢用自己的历史声誉作而冒然行事。仅此一项，伊尹的勇气和高风亮节就无人可比。
高超的艺术。伊尹的一生，是知行合一的一生。他不但善于从实践中提练理论，而且他还善于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从烹饪的水、火、味的运用中，他领了法律秩序的重要性；从五味调和的关系中，他领了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矛盾的重要性；从夏朝由盛而衰的过程中，他领了宽以待民、所向的重要性。因此，他在施政的各个环节中，都能非常注意法与德的协调统一，综合统筹军国诸事，使社会形成和谐、安定、有序、有为的局面。比如，在对于国内各种派别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关系处理上，他从不有亲有疏、有远有近，而是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特别是对于原夏王朝的旧和来说，伊尹察觉到了他们之初的失落心情，对他们更是在方方面面上予以关心照顾，使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商朝的安抚，逐渐消除了自卑心理，生活安稳，舒畅。“汤立为天子，夏民大悦，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邦如夏，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吕氏春秋·慎大》）。对于处在社会最低层的奴隶，伊尹更是深知他们的疾苦，相继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革除对他们的歧视制度，人身安全和相对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并且一些有功绩、有才识的奴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改变身份，步入。而对于那些违法乱纪的贵族和官僚，则罚为奴隶。这样的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使得人人都有希望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和活力。对于这些方略，伊尹分别作了系统的理论总结。据《汉书·艺文志》和《尚书序》记载，伊尹一生写有许多安邦的著作，《汤誓》、《伊训》、《太甲》、《汝鸠》、《汝方》、《咸有一德》等都是我国最早的文章，成为各朝代家经常研读的经典篇章。最为重要的是，伊尹率先开创了“行政长官负责制”的模式，把君主置于国家首脑和国家象征的地位，由行政领导人具体处理日常事务，君主行使问责职权。决策与执行的相对分离，扩大了，提高了效率，增加了制衡。这种科学有效的制度至今成为国家管理和企业经营的主要运作方式。
的人生抱负。伊尹尽管起于草根，地位低贱，但他从小就抱有经国济民的远大理想。他在做厨师期间，了许多富有远见卓识的人生道理，对自己的人生道进行了多方位的设计和规划，提出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两个最高和最低的奋斗目标。为此，他还进行了周密的技术谋划和思想准备。首先，他把“良相”作为最高目标，要用他过人的才识和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宏伟构想，在实践中阐述他、宽厚、协调的，在更高的层次上为国家的稳定、黎民的幸福而服务。其次，他也深深地懂道，要达到自己的理想境界，并不是仅靠个人的美好愿望就能实现，时也、运也、命也，没有机遇、难遇明君，就会使前进过程中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变数。一个人必须对未来作出多重的预计和设想，才能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假如不能实现为良相的愿望，他也有自己的最低目标，就是要作一个良医，继续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于民。他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虽然在一定范畴内不尽相同，但其目的是一致的，殊同归。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根据“药食同源”的道理，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实践。他看到人们医病时吃中草药的叶、根、棵，委难食咽，就发明了用陶器煎制草药汤液的方法。知五味入五脏，以君臣佐使配伍，以寒热温凉调性，把旧有的单味药治病，发展到方剂治病，是伊尹对中医学的极大贡献。《资治通鉴》一书中曾记载：伊尹“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重浊，升降，走十二之宜。今医言药性，皆祖伊尹。”《中药学》一书说：“商代伊尹始创汤液，疗效显著，服用方便，并可减低药物毒副作用。”中草药汤液的出现，便于药物配伍应用，为日后中医方剂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使中医中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延续至今。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伊尹的人生追求从来就不仅仅是长期处于庖房之间，而是提前考虑了最高和最低两个行动纲领，体现了他志向远大、行事果敢、留有余地、未进先退的哲人风范。
深远的文明影响。伊尹对于后世文明的贡献和影响是多方面的。综合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方面。他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理论，率先提出了相通、天人合一观点。“惟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就是说爷要用降百祥励作善者，降百殃惩罚者。后来的各个朝代都基本对此表示信服，只要天下出现，帝王都是首先检讨自己的德行；他的“宽以待民”、“过则生灾”的理论，率先提出了、平衡各方、和谐共生、的观点，为儒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伊尹因此成为后世推崇的人物，被尊称为“元圣”； 他的“天范无名，复生，生物不物，莫不以名”（见《伊尹·九主》）的理论，分析了天的本体和运行规律与滋生的关系，填补了自黄帝至这两个划时代的巨匠之间近3000年的空白，也为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之母”找到了注脚，使他的思想越来越为所珍视，《汉书·艺文志》载古籍，列第一的就是《伊尹》五十一篇。二是在实践创造方面。纵观伊尹的一生所经历的道，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可贵的创造与创新。无论是烹饪技艺、中药汤济上的创新实践，还是丝绸纺织、青铜冶炼、甲骨文上的创造，都为后世留给了宝贵的文明财富。就这些来讲，一个人毕其一生能够完成一项，即可称得上是人才，而伊尹将众多创造集于一身，使人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一个千年不出的天才。因此，宋时的文学家苏东坡在其所著《伊尹论》中评价他是“以全才而制天下。”三是在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方面。后世在追溯华夏民族的源头时，都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从远古至夏朝，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生产资料的馈乏、生产工具的原始和单一，尚没有哪个部落真正能够从根本上制约其他部落的和发展，人们大都是以血缘、姻亲、居住地作为联系和构结的主要形式。即便国家模式形成后，也只能用手段，从外在关系上组成相对统一的部落联合体。但商朝成立之后，由于伊尹善于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制、纺丝绸、造铜器、律甲骨文，把这些先进的知识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从而在经济流通手段上、人民生活满足上、劳动工具和武器装备上、文化普及交流上，对其他部落产生了强烈的威摄和扼喉作用。因此，商朝迅速成为黄河流域具有绝对权威的者，其他部落从自己的现实利益考虑，不得不接受商朝的控制，当时有40多个小部落相继聚拢在商朝周围，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主要雏形。这种统一发展的民族进化过程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是伊尹对于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突出贡献。
云卷云舒，潮起潮落。伊尹墓前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一岁一枯荣。缅怀追思他非凡的人生和卓越的才能，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从青涩成熟的渐进过程。他的源自于草根、辉煌于层巅的智慧，也时常着我们心灵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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