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放1996年7月12日，在成都某高校就读大二的张达被同学送进校医院，医院诊断为：急性咽炎、化脓性扁桃体炎。7月14日下午，他被转入了成都某医院治疗，医院诊断为：梗阻性脑积水、颅内高压。当晚，张达的父亲张永智接到了从该医院打来的电话，张达病危，急需手术。张永智在电话中同意手术，次日一早，他又接到消息，儿子已在凌晨病故，医院并未进行手术。7月19日，张达的遗体被送往温江火化。7月20日，儿子死亡5天后，张永智带着儿子的骨灰回到，将骨灰撒进了松花江。
7月29日上午9点左右，68岁的人张永智早早来到成都中院，只因他状告成都某高校和医院一案有了新进展。等待他的，是再次与状告的医院和学校进行面对面的质证。按照法律程序，双方质证完毕后，再经合议庭审议后，这些将被送往一家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这对案子的判决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张永智说。
1996年7月12日，在成都某高校上大二的儿子张达被送进校医院，并在3天后去世。这3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张永智用了18年追问，如今他已两鬓斑白。他曾是两名奥数教练之一，如今本该享受儿孙绕膝的退休生活。但儿子去世，追问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这次，是他第15次来到成都，尽管在家人看来，这件事应该尽早放下，让它“结疤”。但他却对有些诉讼材料倒背如流，“我就是要不断逼近，而这次后，可能离就又进了一步。”张永智说，如此只为给死去的儿子一个交代。
诉讼之
18年 只为追问
1997年·僵局
医疗事故鉴定不予立案这个案子已持续了18年。事实上，起初，这个案子一度陷入僵局。原因就在于我国在1987年曾出台《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医疗事故是由医疗单位至卫生行政部门，家属仅可向医疗单位提出查处要求。而医疗事故鉴定的决定权又在卫生行政部门。
在多次要求鉴定未果后，张永智夫妇向法院起诉了成都相关卫生监管部门，同时又向成都市、委、检察院求助，但最终还是输了官司。
1997年7月，在成都花光费后，张永智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赶着回的夫妇俩，想向孩子所在的高校借一笔费。临走时，他在一份和学校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协议书上写着：“至此，对张达病故一事双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相关部门和。”
这份协议书在后来的诉讼中，成为了学校屡次出示的。而那次张永智回家后，就大病一场，他的教师工作也不得不提前退休。
2000年·转机
诉讼被受理 要求赔偿50万因为“无医疗事故鉴定报告也可立案”，张永智夫妇的诉讼被予以受理，这也成为了四川首个无医疗事故鉴定立案受理的案子。
1999年，帮张永智打行政官司的年轻律师，将他介绍给了成都资深律师高建强。高建强决定免费提供法律帮助：“没过多久，这个案子就出现了转机，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一切都因为四川省高院的一份文件。”
高建强在四川省高院回复一个地方法院的文件中，发现了无医疗事故鉴定报告，也可立案的语句。2000年他们向成都基层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学校和医院赔偿包括抚慰金在内的各项费用共计50余万元，不久后就得到了受理。而在案件开庭两年后，最高法《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若干》正式实施，对于医疗事故案件，举证责任倒置，由医疗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同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实施，病人及家属有权查阅和复制病历。
2006年·宣判
驳回诉讼请求 判赔35000元随后，该案在成都市武侯区立案，案子一审进展得并不顺利，从开庭到判决，经历6年时间。先后作了多次医疗事故鉴定，最后一次医疗事故鉴定是在2005年，经最高法司法鉴定中心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鉴定。鉴定结论是，校医院在转院过程中存在不足，医院采取的急救措施不够积极及时是存在的不足。
同时，张永智向法院提交了同学们的证言，希望能够证明两家医院存在重大。但张达所在的高校提交了一份由四川省专业气象台出具的证明，证明张达转院成都当天无雨。而在其中两位同学的证言中，都提到当天有雨。法院根据这份证明，又认为3位同学证言内容过于相似。最终没有采信这三份证言。
2006年，武侯法院一审作出判决，对张永智夫妇的多项诉讼请求均不予以支持，根据医院在诊疗过程中的不足，酌定其赔偿夫妇俩35000元。
张永智不服提起上诉，希望法院能够采信同学们证言。但法院认为这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一审判决下达后4个月，二审法院做出判决，维持原判。
2013年·再审
《民诉法》修订带来转机二审法院判决后，张永智夫妇申请再审。两年后，张永智收到了法院的裁定书，再审申请被驳回。
在这期间，张永智和律师找到了两份儿子尸体火化的原始材料，在死亡通知单和火化单上都没有张永智的签名。一审、二审时，学校都拿出了1997年的协议，并称尸体未经尸检火化，是经过了张永智同意的。但二审后被驳回，却意味着案子走到了终点。
2007年《民诉法》修订，“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申请再审”。2011年11月，张永智夫妇向省高院申请再审。今年4月，张永智夫妇收到了省高院的裁定书，根据2013年新《民诉法》198条第二款之，该案发回成都中院再审。
状态
打了18年官司只住30元的旅馆
这次听说大姨父要再次来成都处理这个案子，张达的表弟王铁军早早就接到电话，“给我找一间30元一天的宾馆。”王铁军跑遍了成都很多地方，找到的最便宜的是70元一间的。张永智到了成都后，自己到处找，终于在新南门找到了单价为30元一天的旅馆。
“以前我住的都是10块钱、7块5的，钱要留着打官司。”张永智翻阅账本发现，他为这个案子已经花了数十万元。这次到了成都才发现，之前好多老旅馆都已经拆了。之前，他一般都会带着妻子一起到成都打官司。可久而久之，妻子的出了问题，见谁都跪，有一次还从旅馆跑出去，后来还是被旅馆的老板找回来的。此后，他再也不敢带着妻子来成都。“让她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吧！这些痛苦我一个人承受就行了。”
7月29日下午5点过，记者跟随张永智来到他在成都租住的旅馆。该旅馆位于新南门车站附近，整个房间仅有5平米左右，极为简陋。房间里有电视，但他基本不用，完全沉浸在他带来的那堆材料中。
家人态度
尽量淡化此事 都劝他好好生活
事实上，10多年过去了，让张永智如此，已不仅仅是为儿子追求。王铁军回忆，得知张达去世的消息后，奶奶天天以泪洗面，一年后双目失明，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我妈去世对我的打击太大了，也是这个时候让我坚定要讨个说法的。”张永智说，儿子从小就相当懂事，人也聪明，成绩一直很好，“他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希望”。
王铁军说，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家里人都刻意淡化这件事情，大姨每天也忙着带外孙，但大姨父的重心仍然在这件案子上，经常一个人偷偷看材料。原来逻辑思维超强的奥数教练，如今成了一个“祥林嫂”，每遇到一个人，就希望把他掌握的所有信息都讲给人家听。“大家都劝过他，放下这件事，好好生活。到现在，亲人里只有我当过的妈妈一直在帮他、支持他。”
华西都市报记者吴柳锋实习记者 邓云福 实习生 杨尚智摄影郝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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