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寄语：为深入挖掘商丘地域文化，系统宣传商丘人文历史优势，宏扬商丘时代，本版自本周起开设“文化商丘·7日谈”栏目，每周一期，每期一个版面，从商丘古城、芒山汉墓等七个方面入手，全力打造商丘历史名片，叫响商丘文化品牌，提高商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商丘古城作为衔扼江淮、锁钥东西的历史重镇，以其显赫的地理、优越的自然条件、灿烂的人文，长久以来都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自它建成之初，一代代聪明智慧的商丘人，用勤劳的双手为它的成长精心地打扮着、梳妆着，使它在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之间，都流露出商丘独特的地域特征。那么，在它的一砖一石之上，所保留的绝不仅仅只是风霜的斑驳、岁月的遗痕，而是那些历经长期沉淀、凝聚、而成的文化，那些已经渗透到商丘人生命基因中的人文。商丘，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搭建着一座文化城堡，为我们着广阔的记忆之门。
现在，就让我们打开引擎，搜索记忆，沿着商丘古城的前世，去回味它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个经典时刻……
推开商丘古城厚重的历史大门
商丘古城位于河南省东部，与鲁西南、皖北、苏北相接壤。一望无际的豫东平原给了它生长的土壤，沿城而过的隋唐大运河滋润着它的风姿。它也以深厚的文化积淀，深深镌刻在中华文明的记忆深处。
追溯商丘古城的源头，需要掀开厚厚的中国典籍。
商丘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曾称亳、商丘、宋国、梁国、梁郡、宋城、应天府、南京、归德府等。远在一万多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渔猎、采集，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所辖区域为今天的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安徽部分地区。远古时期，这里水草丰美、气候湿润，是人们繁衍生息、创造史前文明的地方。公元前22世纪，黄帝的孙子颛顼迁都商丘，后来又有帝喾高辛氏、阏伯、商汤等分别在这里封土。西周时期，武王封微子启于宋，始建宋国，商丘真正成为一代封国的都城，商丘古城的历史也从那个时代开始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传统思想及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期和发育期，各种不同的执政思想和，催生了各种思想学说和学术流派的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思想格局。商丘这个地方又成为中华传统思想的发源地，以商丘为地域轴心先后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以庄子为代表的思想、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思想，长时期影响着中华民族以后思想发展的。
秦汉时期，汉王刘邦在商丘一隅的芒砀山斩蛇起义，开大汉王朝数百年基业，商丘也成为刘汉的龙兴之地，为历代汉主倚重，把家族中的优秀人物分封到这里，担负着守望职责。汉景帝时，把唯一的兄弟封为梁王，驻守睢阳，商丘成为梁国的都城。在这里忠于职守，勤政。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七个诸侯王，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帜，联合向朝廷发难。当时的表现出了高超的大局观，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公开站出来叛军的不忠，并倾梁国举国之力，坚守睢阳达三个月之久，“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使叛军无法从睢阳城下前进一步，为西汉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大功。同时，以超人的气魄，环睢阳城七十余里，建成了规模宏大的私家园林“梁园”，成为人人景仰的人文景观，也形成了影响后世的梁园文化，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枚乘、邹阳、庄忌、司马相如等相继聚拢在梁园，“从梁王游”。在这里，司马相如创作了《子虚赋》、枚乘创作了《梁王菟园赋》、邹阳创作了《狱中上梁王书》，成为汉赋一体的发轫之作，开创了赋体这种文学形式，影响和带动了大汉一朝的文化崛起，为后世的文学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隋朝时期，大运河从商丘穿境而过，商丘的城市定位迅速从军事战略重镇向经济战略重镇转轨。唐朝时期，诗人李白、杜甫、高适携手梁园游，创作了《梁园吟》等一系列著名诗篇，而李白也在商丘娶妻成家，居住长达十年之久，这只诗坛的漂荡之舟，疲惫时在梁园之中有了停靠的港湾。唐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史之乱的叛将尹子奇率兵睢阳城。睢阳的主帅张巡带领许远等将士们毫不，与敌人展了殊死拼杀，以6800人打退了十三万叛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睢阳战”。虽然最后城破人亡，张巡及其守城的三十六位将领同时，但以张巡、许远为代表的满城忠烈，用血肉之躯抵挡住了的叛军，他们顽强抗敌的鼓励了全国人民的信心，保住了江南半壁江山。直到现在，南方人对张巡等人仍然非常敬仰，多次组团前来拜谒，并在古城南湖之畔捐款了张巡祠。
五代十国时，后周大将赵匡胤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兵驻商丘。他看到动荡的社会现实给老百姓、生活、生产带来的重大损失，民声鼎沸，，遂起图霸。他以归德府为根据地和大本营，经过精心筹划，合纵连横，终于在公元960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统天下。他把归德府视为自己的龙兴之地，始终念念不忘，遂以归德府旧称“宋州”为国号，建立了宋朝，史称“北宋”。公元1006年，改宋州为应天府，即“天人”之意。公元1014年，宋真又把应天府升格为南京，作为节守东南方向的陪都，与东京汴梁、西京长安、燕山并称为“四京”，成为宋朝的重镇、经济重镇和军事重镇。公元1127年，金人南侵，掠走了徽、钦二帝，北宋。这时的康王赵构在大臣崔孝等人的斡旋和护卫下仓皇逃来，在黄河“泥马渡康王”，来到了南岸的南京（商丘）。他惊魂初定，即在南京即位，于农历5月建立新的宋朝，史称“南宋”。由此来看，当时的两宋确实有着不绝的“商丘情结”，商丘在整个宋史中也占有着重要的。以一地而兴一朝、以一城而扶两代，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明清时期商丘叫做归德府，从这里先后走出过两个大学士、六个尚书，及侍郎、巡抚、御史、总兵等三品以上的官员二十多个，时有“满朝文武半江西，小小归德四尚书”的说法。其中，沈鲤还是明万历朱翊钧的授业老师。以侯方域、宋荦为首的文学团体“雪苑社”，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战争时期，商丘曾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所在地，、陈毅等老一辈家在这里一个叫张菜园的村子里运筹帷幄，指挥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淮海大战。商丘人民为了支援前线，日夜做军鞋、缝军衣、筹军粮、送郎参军，并冒着敌人的炮火，出动一辆辆小推车，为子弟兵运送各种军需品，车轮滚滚，奋力支前，正如一位伟人称赞的那样：“新中国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三代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曾到商丘视察，激励了商丘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热情，商丘先后荣获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地区、全国“双拥”模范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园林城市、河南省卫生城、河南省城市“创三优”工作“七连冠”等荣誉称号。
从中可以看出，商丘古城的成长史，始终伴随在中华民族的成长史这根主线上，以和谐的节拍为主旋律伴奏着。
文化凝结的城堡
商丘古城厚重的人文承载，决定了它必然要担当重要的历史责任。这样一座千年文明凝结而成的城堡，无疑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巨大的物质和财富。
商丘自周代微子筑城以来，曾经有过无数的和变迁。现在的城池建于明正德年间，与故宫的建成时代相距不远，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经过几百年的风霜雪雨、，商丘古城了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它的上伤痕累累。但使人惊奇和欣慰的是，目前它还基本保留了当初的面貌。
我国古代城堡的完整建制，一般从外到内，应该依次包括城郭、城河、城墙三部分。城郭属于外城，处于抵御功能的最前沿，在其范围内居住着普通百姓，此谓“建郭以护民”；城河属于缓冲区，处于外城与内城中间，主要发挥着削弱进攻态势的功能；城墙属于内城，处于防卫的最后屏障区，在其范围内居住着最高首脑和行政部门，此谓“筑城以卫君”。这三个区域功能各异，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坐落布局，构成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古城构架。随着时光的流淌，很多古城现在都已不复存在，即使有几座侥幸留存下来，而真正能达到这种格局要求的，唯有商丘古城这一座。
商丘古城的城郭全长18华里，上宽四丈，下宽六丈，高一丈二尺五寸，环古城一周，苍松翠柏、郁郁葱葱，形成了天然的绿色屏障。城墙高二丈五尺，周长七里二分，上宽二丈，下宽三丈，在四个方向分别建有高大的城门。尽管岁月的在它身上留下了太多的记痕，但它仍然在风雨中巍然屹立。
千年不涸的护城河水面达5000余亩，给古城平添了许多的灵气，使商丘成为中原为数不多的北方水城。现在的护城河碧波荡漾，清澈见底。芦苇荡、荷花塘荷叶田田，花香四溢，美不胜收。辉华宫、鼓吹台、钓鱼台、女郎台、望云亭等小岛楼台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分布在水面。平静的湖面上偶尔会有几只燕子轻捷掠过，荡起一层层的涟漪。那清澈的湖水浮载着古城人的喜与忧、甘与苦、成功与失败、荣耀与凄凉。护城河的四门还修建了古色古香的石拱桥，游客们乘着小船就可以实现环城游，实现了人文内涵与自然风光的完美融合。
整个商丘古城为古城堡式建筑，城池外圆内方，形似铜钱。城门为拱券门，城内地势为龟背形，俯瞰全城如棋盘状，分布着走马门楼、四合院等建筑群，规划严整，格局合理，被称为城、水上城、城摞城，充满着古朴、大气、儒雅的风韵，是典型的中州平原古镇风格，到这里的每一名游客无不啧然称奇。它也以稀缺性、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点，得到了国内外古建筑专家的一致肯定。商丘古城里共有93条古街道，呈棋盘状，纵横交叉，横平竖直，条条相通，经纬分明，名称有东马道、西马道、南马道、北马道、当铺街、闹龙街等，它们像一条条时光隧道，引领着商丘从远方从容而来。从它们的名字中，我们仿佛还看到当年依稀的车马行人，青石板上至今还留下他们清脆的马蹄声。
闹龙街位于北城门里西，是一条古朴幽静的小巷。据说，明朝的礼部尚书、帝师沈鲤退休返乡后就住在这里。有一次，万历朱翊钧专程到归德府来看望老师，刚一进入这条街，正赶上一群儿童在嬉戏打闹，冲撞了龙威。万历大怒，非要对这条街上的孩子治罪。沈鲤急中生智，劝道，这条街名字就叫“闹龙街”，他们见到是真龙天子，才故意这么做的。这才转怒为喜，亲口御封“闹龙街”。无论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如何，但这条街却给人们平添了许多绚丽的人文色彩。
商丘古城的古民居以明清四合院为主，现存有穆氏四合院、刘氏四合院、宋氏四合院等20多座，大都还保留着原有的风貌。当你不经意间叩开那掩闭的小门，就能发现里面别有洞天的千年文化脉络。每个建筑群都是层层叠叠，曲径通幽，一步一景，院中那几株石榴树不时飘散出沁人的芬芳。那古籍生香的书房里，甚至依稀还在传出诗人才俊们轻轻的吟哦声。
古街道和古民居的完美竣工，标志着商丘古城完成了凤凰涅盘式的。一座古朴、典雅、富有明清时代特色的商丘古城呈现在面前，吸引着国内外许多游人的目光。1986年以来，商丘古城先后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现在，洋溢着明清气息的商丘古城呈现了过往的繁华景象。每当夜幕，沿街两侧的大红灯笼高高悬挂，把古城装扮得分外娇娆，置身其中，宛若梦回前朝。
圣洁的桃花永远绽放
一个文化体系或文化生态的形成，包含了众多的生成元素，不可能是单一而简单的，而是多种文化的相互渗透，才共同构成了它的多重性、丰富性和立体性。商丘古城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从来不是仅仅凭着一种文化模式和一个文化现象的突然出现，而是长时期点点滴滴的文化积累、一个一个的文化叠加，才使商丘古城文化的构架日益丰满。有了众多的文化基石，才能构成这样一座文化的城堡，商丘古城才能真正从物质性的实体，凝结成性的文化大成。
现在，让我们的脚步走进古城一条幽静的巷子里，欣赏一座名叫壮悔堂的建筑群。
壮悔堂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侯方域壮年读书的地方。侯方域生于公元1618 年，正是明王朝摇摇欲坠、之际。他“幼颖悟聪敏，博学强记”，满腹经纶，字字珠玑，文采飞扬，名噪海内，“每一篇出，人多惊异颂传”（徐作肃《侯朝遗稿序》）。明崇祯十二年夏，他寓居南京，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秦淮八艳”之一的才女李香君。两人一见倾心，两情相悦，互相仰慕对方才情，遂私结连理。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南明王朝对复社诸子的所作所为早已耿耿于怀，马士英等兴党人狱，捕杀东林复社人士，侯方域不得不逃往扬州史可法部避险，与李香君洒泪而别，并相送素扇一把，代表两人的爱情。后来，中丞田仰倾慕于李香君的才貌，欲强占为妻。李香君从于，当场头撞门柱，血溅情扇，鲜红的热血如朵朵桃花。当时的文人杨龙友为她的真情所感，在扇子上添枝加叶，信笔点染成折枝桃花，名为“桃花扇”。
南明后，侯方域重返南京，再见李香君，两人抱头痛哭，恍若隔世，再看看手中用鲜血凝成的桃花扇，侯方域感慨万千，遂将李香君接回商丘。但作为世代官宦的侯家，不能容许李香君这样身份的人涉足，断然了明媒正娶的要求。李香君一怒之下迁出侯府，隐居于商丘城南六里之遥的一个小村庄，最后郁郁终生。
失去知心爱人的侯方域，想到自己身已壮年，然而却国不为国，家不为家，回想半生，不禁心生悔念，就把自己的读书处命名为“壮悔堂”，专心读书，并正式重建雪苑社，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皆成书于这一时期。
应院书声朗朗
追溯商丘，其实不仅仅是追溯它的历史，重要的是追溯它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源头也许是多方位的，但应院所承载的厚厚一脉，无疑应该是商丘众多文化源泉中最具有人文色彩的。当我们站在古城的南城楼上，向东南方向极目远眺的时候，只见波光粼粼的湖面上，突兀而起一处呈龟形之态的宏伟建筑，那青砖碧瓦之上，千年文气缭绕。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应院。
应院始建于一千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期。宋州楚丘同里的两个贫弱书生杨悫和戚同文，周边的一些有识之士，并得到了当地最高军事长官赵直将军的支持，在宋州建起了一个叫做“南都学舍”的私人学堂。宋仁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任应天知府，聘请名师任教，由出资整修学舍，增加设施，扩大规模，使应院在物质装备和师资力量、教学质量等软、硬件方面均达到了书院建成以来的最高层次，了更加辉煌的发展道。特别是宋仁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朝廷又将应院升格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和学术研究中心，在众多的书院中占尽风流，显赫一时，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嵩山的嵩阳书院一起并称为“中国四大书院”，永载史册。
应院在它建成和存续的数百年中，用它强悍的文化构建和浓郁的人文氛围，为众多名人俊士搭建了一个遮挡岁月风霜的平台，使他们在这里得到文化的启迪与浸淫。它对于商丘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影响都常深刻的，它所培养和形成的书院的文化，也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据清乾隆十九年的《归德府志》记载，北宋时期从应天府走出来的进士就有30多人。另外还有许多科场失意，但才华横溢、成就卓著的才子，如张方平、戚同文、曹诚、楚昭辅、李惟清、石延年、王怀隐等人，这其中有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医学家等，仅《宋史》中有传的应天府士人就达38人。北宋期间全国共出了63名状元，其中商丘就占了6人，他们是张去华、刘蒙叟、张师德、宋庠、王尧臣和许安世。
而从应院走出来的最著名的人物当属宋代的文学家、家、军事家范仲淹。范仲淹的一生，足迹遍及中国的，甚至遥远的西北边塞也是他战斗过的地方，但商丘却在他的生命印迹中有着太深刻的记忆。这里是他忧患意识初步形成的启蒙地，也是造就他成为国家栋梁的发源地。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范仲淹一袭布衣，一柄雨伞，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这个向往已久的学府。在这里，他潜心向学，励精图治，甘于吃苦，不慕，成为当时条件最差，但最勤奋的学生。《宋史·范仲淹传》载：“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这五年的苦读生涯给了他意志的，甚至常年“未尝解衣就枕”。对此，欧阳修称赞他“公少有大志，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动其一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公元1015年，范仲淹应贡举中，中了进士乙科，他就把母亲从山东接到了商丘奉养，自己也在商丘结婚生子安家，商丘真正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范仲淹因母亲去世辞去了兴化县令的职务，在应天府丁忧居丧。这时，时任应天知府的晏殊登门邀请他掌管应院事。他也对母校怀着的深厚的感情，遂爽快地答应了。他到书院任教后，即致力于学校的改善、教学质量的提高，并且身体力行，“日于府学之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户庭。”范仲淹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赢得了学生的和爱戴，应院在全国的地位也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一时“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俨然为中州一大学府，成为培育济世人才的摇篮。由于范仲淹对应院做出的贡献以及他的巨大影响，宋、元、明、清诸代，商丘一直保留着他当年在书院的讲堂，后人并立有《宋范文正公讲院碑记》，建藏书楼，以资纪念。
应院用自己的历史担当，为范仲淹的人格注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先天元素，培养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胸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因此，金代的元好问曾称赞他：“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疆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之所谓大臣也。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
2003年，经河南省人民批准，商丘市、睢阳区两级开始在原址应院，一期工程总投资1900万元，占地面积30余万平方米，先期修复崇圣殿、前讲堂、书院大门、御书楼、状元桥、教官宅、明伦堂、廊房等。目前，工程进展顺利，并对游人。千年书院有幸，喜逢盛世重见天日。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院不可复制，但文化总是在延续。它用千年不衰的墨香、千年不绝的书声，给这片土地以不朽的文化熏染和文明浸润，留下了绵绵不断、令动的代代文脉。它把一粒粒智慧的种子精心撒播在每一个商丘人的生命基因之中，在无声地繁衍、生长、成熟着，逐渐成长为一棵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透过应院那层层叠叠的屋檐，我们又似乎听到了遥远的书声在心灵深处的回响，闻到了永远的墨香在古城的弥散。尽享了应院天然的文化阳光的，商丘才能更加风采妩媚、气韵优雅……
古城人文的天然延续
纵观商丘的历史，尽管它在行进过程中也是坎坎坷坷、风雨飘摇，但就像一棵参天大树，风雨过后，依然能够顽强地挺直腰身，迎接下一个季节的枝叶繁茂。商丘古城之所以能够愈挫愈强，就在于它在自身发展中，已经不局限于物质意义上的个体，而是粘附了太多的元素，从而使它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散发出文化的。只要文化不倒，古城就地珍藏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商丘人的心目中，一切安定生活的前提，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座城。那坚固的城墙，使人们从心理上充分产生依赖感、从上充分产生归属感。
商丘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商丘人历来不尚武，但商丘人又不战争，对家乡、对国家的责任感从来没有丝毫的倦怠。面对无数的，古城都以铮铮铁骨、一腔忠魂担当起了历史责任。最能体现商丘人这种人文的例子，就是唐朝时期在商丘发生的那一场著名的睢阳战，其惨烈程度，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据唐人李翰撰《张中丞传》载：唐肃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叛军安庆绪部将尹子奇一势如破竹，率兵十三万围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自宁陵率军入睢阳。“远自以材不及巡，请禀军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辞，远专治军粮战具。”敌我双方在睢阳城下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张巡以6800将士抗击13万之众的叛军，，顽强奋战，大小数百役，杀敌无数，睢阳城一年之久，弹尽粮绝，人以鼠雀为食，张巡杀妾犒劳将士。虽然最后城破人亡，但他们顽强抗敌的鼓励了全国人民的信心，使敌军的攻势受到遏制，牵制叛军主力一年有余，保住了江南半壁江山，使唐王朝有了喘息的机会。直到现在，南方人对张巡仍然非常敬仰，多次组团前来拜谒，并捐款张巡祠。
遥想当年，一座弹丸小城和以张巡、许远为代表的满城忠烈，之所以能用血肉之躯抵挡住的叛军，主要在于摒弃一切，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才能以弱胜强，使衰老的大唐王朝得以。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张巡、许远们就是他们上的城墙，并且发挥了比城墙更有力的保障作用。至今，当我们站立城头、极目四顾时，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四周飘散的那一股肃杀之气、壮志雄风。
同时，古城这种刚毅的气质也时刻影响着古城文化的生成，影响着古城人、性格的形成。可以说，在古城文化的内核中，从来没有软弱、懦弱、柔弱的概念，它表达的永远是那一派忠烈、满怀忠勇和坚韧顽强的民风民俗。古城人的性格中充满着义薄云天、忠诚无畏的气势，信忠、信义、信和。这种忠烈之气已经深深植入在每一个古城人的生长基因之中，成为他们不变的成长力量、价值取向和追求。这种卓越的思想和文化形成、发展的线图，无不是围绕着商丘古城这一轴心而进行。正是有了古城这样一个人口密集、头脑密集、信息密集、智慧密集的聚合点，才有了各种文化的融会和交流、碰撞和交锋、和辐射，才能真正产生出大古城意义上的文化方式。
历史割裂不断，文化代代相传。商丘古城就像一坛醇厚的美酒，魅力四射，历久弥香。现在，当我们徜徉在古城街头，如同穿行在时光构筑的幽深的历史隧洞，那青砖勾勒的城墙、褐瓦漫顶的城楼和斑驳古旧的牌楼，无不透露出一股遥远而又苍劲的气息，像一幅永不褪色的风情画卷，演绎着古城文化的前世。
一座在万山丛中既不高大也不魁伟的芒砀山，竟能给初识它抑或熟悉它的人带来众多的与思考，并且繁衍出令动的汉梁文化，长久地滋润着我们的历史，使人不得不对它多方位进行考究。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使芒砀山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文化宝藏？芒砀山又以怎样的力量推动着汉梁文化的发展进程？
当人们行走在豫鲁苏皖交界处，极目远眺商丘方位的时候，在一望无际的茫茫大平原上，在曲折绵延的浩荡黄河故道岸边，那突兀而起的芒砀山头，以及由芒砀山所承载的汉梁文化，就像一柄惊扰着江湖武林的倚天长剑，长期以来都闪烁着令人炫目的迥然不同于固有的黄河文化体系、平原文化体系的独特光泽。它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它所散发的文化气息，使豫东文化结构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多样性，产生出多层次的动感与活力。
一座在万山丛中既不高大也不魁伟的芒砀山，竟能给初识它抑或熟悉它的人带来众多的与思考，并且繁衍出令动的汉梁文化，长久地滋润着我们的历史，使人不得不对它多方位进行考究。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使芒砀山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文化宝藏？芒砀山又以怎样的力量推动着汉梁文化的发展进程？
一、掀开芒砀山的神秘面纱
芒砀山位于商丘所辖永城市境内，整个山峦由保安山、渔山、夫子山、太山、李山头、僖山、铁角山、磨山、黄土山等十三座山头组成，主峰海拔156米，是豫东大平原的制高点。
如果仅仅从表面现象来看，与一些名山大川相比，也许芒砀山只是小巫见大巫，既不见其高，也不见其秀；与一些崇山峻岭相比，也许芒砀山显得微不足道，既不见其奇，也不见特。但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之所以能对一座山峰生发出超越的情感，就在于它能给我们带来不同于一般的内心。因为一座山也与别的物类一样，它所存在的意义，它所诠释的内涵，并不仅仅表现在物质层面上，而更多的应该是表现在层面和文化层面上。所以我们说，山峰凝固了历史，历史塑造了，了人类。从这个角度上讲，芒砀山之所以越来越得到的关注，就在于它自身所承载的人文之重，就在于它为一段中国文明史提供了一个宽广的演绎舞台，从而使它在展示一幕幕历史活报剧的同时，也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魅力。
芒砀山的人文价值也许是多方面的，但最让人们沉醉其间的，还是它与秦汉文化的内在联结。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从初级阶段进入到成熟阶段的转型期。在此之前，夏、商以及西周基本还属于奴隶社会；直到春秋战国后期，封建社会才初现雏形；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了一系列强化封建和疆土统一的措施，使人类社会文明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汉朝在承继秦朝的同时，又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国家运行机制，带领中国的封建社会了第一个辉煌。因此，无论秦汉时期的历史还是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所占的都是极其重要的。
当人们打开秦汉时期的文化网页时，会发现有一个地方在其中不断闪烁，这个地方就是芒砀山。因为在秦汉交替的历史转折期，它始终着这两个王朝的或或兴起，并且有两个声名显赫的人物就在芒砀山周边区域活跃着，最终貌似强大的秦王朝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他们一个是率先向大秦发难的著名农民起义陈胜，一个是取代秦朝而立大汉的开国刘邦。刘邦斩蛇起义的地方就在芒砀山，而陈胜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归葬地也在芒砀山。
除此之外，芒砀山脉还是整个汉代梁国八代九王及其家族的墓葬，现今开凿出土的一件精美的历史遗存，为我们了大汉梁国的荣耀和繁华。因此，芒砀山作为汉梁文化的发源地，成为国内外史学家研究秦汉历史的首选之地，这些都为芒砀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当然，芒砀山所承载的文化精华还有很多，它之所以能够弃杂而精道、经久而弥新，就在于它寄托了许多人共通的情结。从现有的历史遗存和坊间传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这些长久的人文信息。这里有夫子庙、有孔子晒书台。孔子千里、成至圣先师谓之“文”；这里有刘邦斩蛇碑、有陈胜墓。刘邦拔剑高歌、陈胜揭竿而起谓之“武”；这里有水浒英雄李衮、项充、樊瑞聚义的三圣殿。梁山好汉杀富济贫、除暴安良谓之“侠”；这里有张飞屯兵的张飞寨。张飞忠心耿耿、贫贱不移其志谓之“义”。这些都说明长期以来人们内心深处始终埋藏着不变的理想和追求。山有而名于天下，人有而立于。可以说，芒砀山是文武侠义之山。
二、大汉一朝的芒砀情结
现在，当我们徜徉在芒砀山的角角落落，当我们游走在厚重的历史典籍中，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芒砀山长期以来带给人类的悲欢离合、曲曲折折。特别是它充溢的秦风汉韵，更是长久地弥散着不尽的氤氲。
在芒砀山主峰南麓，有一个六角小亭，上覆琉璃瓦，亭下有一巨型石龟，龟背上立着一个2米多高的石碑。这石碑白天看也没什么奇特之处，而当夜暮时，用灯光直射碑体时，那石碑却倏忽不见，只见一尊闪闪的古代帝王形象矗立眼前。他头戴金冠，身穿盔甲，腰系玉带，脚蹬高靴，二目炯炯，前方。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天下奇观——刘邦斩蛇碑。
刘邦斩蛇碑曾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前来探密，给芒砀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也使人们在浏览芒砀山时增添了无尽的回味。《探索发现》栏目还进行了专题报道，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人们无法想像，难道对于《史记》上确凿的史实记载，大自然会用这样一种方式为我们注释么？但天工就是这样的巧合和神奇，假如还有怀疑的话，就让我们重温一下刘邦在芒砀山斩蛇起义的历史吧。
据《史记》记载，秦朝末年，秦始皇在完成天下统一的伟业后，纵目四顾，唯我独大，谁敢称雄，产生了懈怠和的思想，于是就横征暴敛，不恤民情，使天下百姓。当时的刘邦，只是沛县泗水亭的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这一年，县里命他带领一批民夫去陕西骊山为秦始皇修筑陵墓，如不能按时到达，将全部问成。当一行人走到芒砀山时，恰逢阴雨绵绵，民夫不堪痛苦，“徒多道亡”。刘邦想道，如果按照这种情形发展下去，这些人到不了骊山恐怕都会逃跑完的，我如何交差？于是，刘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夜乃解纵所送徒。徒中壮士愿随者十余人”。刘邦和一干人在逃亡途中，遇一白蛇挡道，众人都非常害怕，只有刘邦慨然道：“壮士行，何畏！”乃拔剑斩之。忽有一老妇哭泣。人问其故，老妇说：“人杀吾子，故哭之。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众人认为刘邦是下凡，又苦于秦始皇的，即拥立刘邦为首，杀回沛县，拥兵，自称“沛公”。后来秦始皇听到消息，派人来打听缘由，刘邦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
也正是刘邦的这次振臂一搏，而开大汉一朝数百年天下。而刘邦作为一代君主，也了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王族始终处在国家上层社会的传统用人标准，首创了草根英雄也能雄霸天下的先河。他没有显赫的贵族血统，也没有赖以飞黄腾达的雄厚财力，更没有可供利用的广泛的人脉资源，只不过是一名（这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贬义词，只是对个人禀性的一种客观认知，《史记高祖本纪》就记其“好酒及色”），仅凭一时的性起和冲动，就拔剑斩蛇，引吭高歌，开创了刘氏的一统江山。从他最初敢于同出身显赫的项羽集团叫板的时候开始，天下众多的士人中，很少有人看好他，刘邦本人也缺乏足够的自信心，只是在萧何、张良、韩信等人的力挺下，才以弱势出战，屡败屡战，最后垓下一役成功。我们从中既能窥见当时的封权何其脆弱，也能体验到刘邦的气概确非可以比拟。至今，我们仍能从典籍中感受到他功成之后拔剑四顾的自鸣得意，感叹“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壮志雄心。
无论是史料上的记载，还是神奇的斩蛇碑，从中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出，芒砀山之于刘邦，甚至之于整个汉王朝来说，绝对是龙腾于野的风水宝地。因此，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专家们在永城市召开研讨会，一致认为芒砀山是名副其实的“汉兴之地”。
三、一座山的两种境界
芒砀山对于秦王朝来说，也许注定就是一个叫人梦里也要思考、醉里也不能放得下的地方，多少次国家大的变故，都是从这里率先端倪。除了刘邦在芒砀山周边的迅速崛起，并且在此之前，有两个分别叫做陈胜、吴广的人，在芒砀山东南方向的大泽之中对秦王朝率先发难，喊出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为张楚”（《史记.高祖本纪》）。怪不得秦始皇经常说“东南有天子气”，始终对此耿耿于怀，并“因之东游”。
陈胜是秦朝时的阳城人，自幼家贫，受尽。他不甘于当时的不公，时常寻找着改变命运的时机。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朝廷大举征兵去戍守渔阳，陈胜作为带队的屯长也在征发之列。他和其他900名穷苦农民日夜兼程赶往渔阳。当行至蕲县大泽乡时，遇到连天大雨，道被洪水阻断，无法通行。大伙眼看抵达渔阳的期限将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按照秦的法律，凡所征戍边兵丁，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者，是要一律处斩的。在存亡的危急关头，陈胜毅然决定采取行动。是夜，他悄悄找到另一位屯长吴广商议，两人所见略同，遂带众揭竿起义。
尽管陈胜、吴广起义只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公元前206年，就因为内部出现而，但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体现了中国农民阶层的历史性。同时，也了秦王朝的，坚定了项羽、刘邦等人敢于向执政者发起挑衅的勇气。特别是作为草根英雄的刘邦，更是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心中燃起了奋斗的火焰，而陈、吴旧部也大都聚集到刘邦旗下，成为刘氏集团的重要班底。所以，刘邦对陈胜等人非常，立朝之后，即把陈胜葬于芒砀山，每年以猪羊等祭祀陈胜，并按照王侯的待遇，派30户丁役守冢。直至今日，芒砀山邻近的丁窑村有人还承认他们就是当年守墓人的。对此史实，《资治通鉴》上记“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起新阳，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葬陈王于砀，溢曰‘隐王’”；《水经注》上记“山有陈胜睹秦乱，首兵伐秦，费终厥谋，死葬于砀。”
由于历代封建者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不同，陈胜墓也经历了许多变迁，至北宋时，淮南人陈纲在芒砀山看到的已经是“狐鸣陈涉孤坟坏，金尽梁王石室空”。1976年，国家文物局拨专款修复陈胜墓。现在的陈胜墓，在芒砀山主峰西南山麓，现存石券墓冢，高5米，周长约50米，周围用青石围券，高1．5米。墓前立石碑一通，高2．56米，上刻郭沫若先生手书的“秦末农民起义陈胜之墓”。
就是这样一座普普通通的土茔，在日月交替和岁月中经历着大自然带来的一岁一枯荣，它的主人生前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振臂一挥，竟能给漫长的人类历史带来如此长久的震荡。之前的平民百姓，总是安然乐道于固有的状态，认为只有才能派使者君临天下，只是天子的附庸，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贵族们争天下、打江山，你方唱罢我登场，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陈胜、吴广用他们手中的长杆敲响了影响历史进程的战鼓，激发了后世越来越多的信心。
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意义毋须笔者赘述，仅就伴随了芒砀山两千年的陈胜墓而言，陈胜那个性无限张扬的豪迈气概，无不时刻浸淫着周边的一石一崖、一草一木。虽然人们长久地提醒着自己，千万不要以成败论英雄，可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不仍然有着成者王侯败者寇的痕迹？陈胜与刘邦分别所代表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至今还在给人们讲述着的龙蛇经典传说，站在陈胜墓前回望两千多年的那段历史，不禁使人发出太多的感慨，日月回转，更迭，难道千古演绎的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泽龙蛇的传奇？
无论是史料上的记载，还是神奇的斩蛇碑，从中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出，芒砀山之于刘邦，甚至之于整个汉王朝来说，绝对是龙腾于野的风水宝地。因此，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专家们在永城市召开研讨会，一致认为芒砀山是名副其实的“汉兴之地”。
三、一座山的两种境界
芒砀山对于秦王朝来说，也许注定就是一个叫人梦里也要思考、醉里也不能放得下的地方，多少次国家大的变故，都是从这里率先端倪。除了刘邦在芒砀山周边的迅速崛起，并且在此之前，有两个分别叫做陈胜、吴广的人，在芒砀山东南方向的大泽之中对秦王朝率先发难，喊出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为张楚”（《史记.高祖本纪》）。怪不得秦始皇经常说“东南有天子气”，始终对此耿耿于怀，并“因之东游”。
陈胜是秦朝时的阳城人，自幼家贫，受尽。他不甘于当时的不公，时常寻找着改变命运的时机。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朝廷大举征兵去戍守渔阳，陈胜作为带队的屯长也在征发之列。他和其他900名穷苦农民日夜兼程赶往渔阳。当行至蕲县大泽乡时，遇到连天大雨，道被洪水阻断，无法通行。大伙眼看抵达渔阳的期限将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按照秦的法律，凡所征戍边兵丁，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者，是要一律处斩的。在存亡的危急关头，陈胜毅然决定采取行动。是夜，他悄悄找到另一位屯长吴广商议，两人所见略同，遂带众揭竿起义。
尽管陈胜、吴广起义只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公元前206年，就因为内部出现而，但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体现了中国农民阶层的历史性。同时，也了秦王朝的，坚定了项羽、刘邦等人敢于向执政者发起挑衅的勇气。特别是作为草根英雄的刘邦，更是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心中燃起了奋斗的火焰，而陈、吴旧部也大都聚集到刘邦旗下，成为刘氏集团的重要班底。所以，刘邦对陈胜等人非常，立朝之后，即把陈胜葬于芒砀山，每年以猪羊等祭祀陈胜，并按照王侯的待遇，派30户丁役守冢。直至今日，芒砀山邻近的丁窑村有人还承认他们就是当年守墓人的。对此史实，《资治通鉴》上记“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起新阳，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葬陈王于砀，溢曰‘隐王’”；《水经注》上记“山有陈胜睹秦乱，首兵伐秦，费终厥谋，死葬于砀。”
由于历代封建者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不同，陈胜墓也经历了许多变迁，至北宋时，淮南人陈纲在芒砀山看到的已经是“狐鸣陈涉孤坟坏，金尽梁王石室空”。1976年，国家文物局拨专款修复陈胜墓。现在的陈胜墓，在芒砀山主峰西南山麓，现存石券墓冢，高5米，周长约50米，周围用青石围券，高1．5米。墓前立石碑一通，高2．56米，上刻郭沫若先生手书的“秦末农民起义陈胜之墓”。
就是这样一座普普通通的土茔，在日月交替和岁月中经历着大自然带来的一岁一枯荣，它的主人生前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振臂一挥，竟能给漫长的人类历史带来如此长久的震荡。之前的平民百姓，总是安然乐道于固有的状态，认为只有才能派使者君临天下，只是天子的附庸，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贵族们争天下、打江山，你方唱罢我登场，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陈胜、吴广用他们手中的长杆敲响了影响历史进程的战鼓，激发了后世越来越多的信心。
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意义毋须笔者赘述，仅就伴随了芒砀山两千年的陈胜墓而言，陈胜那个性无限张扬的豪迈气概，无不时刻浸淫着周边的一石一崖、一草一木。虽然人们长久地提醒着自己，千万不要以成败论英雄，可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不仍然有着成者王侯败者寇的痕迹？陈胜与刘邦分别所代表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至今还在给人们讲述着的龙蛇经典传说，站在陈胜墓前回望两千多年的那段历史，不禁使人发出太多的感慨，日月回转，更迭，难道千古演绎的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泽龙蛇的传无论是史料上的记载，还是神奇的斩蛇碑，从中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出，芒砀山之于刘邦，甚至之于整个汉王朝来说，绝对是龙腾于野的风水宝地。因此，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专家们在永城市召开研讨会，一致认为芒砀山是名副其实的“汉兴之地”。
三、一座山的两种境界
芒砀山对于秦王朝来说，也许注定就是一个叫人梦里也要思考、醉里也不能放得下的地方，多少次国家大的变故，都是从这里率先端倪。除了刘邦在芒砀山周边的迅速崛起，并且在此之前，有两个分别叫做陈胜、吴广的人，在芒砀山东南方向的大泽之中对秦王朝率先发难，喊出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为张楚”（《史记.高祖本纪》）。怪不得秦始皇经常说“东南有天子气”，始终对此耿耿于怀，并“因之东游”。
陈胜是秦朝时的阳城人，自幼家贫，受尽。他不甘于当时的不公，时常寻找着改变命运的时机。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朝廷大举征兵去戍守渔阳，陈胜作为带队的屯长也在征发之列。他和其他900名穷苦农民日夜兼程赶往渔阳。当行至蕲县大泽乡时，遇到连天大雨，道被洪水阻断，无法通行。大伙眼看抵达渔阳的期限将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按照秦的法律，凡所征戍边兵丁，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者，是要一律处斩的。在存亡的危急关头，陈胜毅然决定采取行动。是夜，他悄悄找到另一位屯长吴广商议，两人所见略同，遂带众揭竿起义。
尽管陈胜、吴广起义只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公元前206年，就因为内部出现而，但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体现了中国农民阶层的历史性。同时，也了秦王朝的，坚定了项羽、刘邦等人敢于向执政者发起挑衅的勇气。特别是作为草根英雄的刘邦，更是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心中燃起了奋斗的火焰，而陈、吴旧部也大都聚集到刘邦旗下，成为刘氏集团的重要班底。所以，刘邦对陈胜等人非常，立朝之后，即把陈胜葬于芒砀山，每年以猪羊等祭祀陈胜，并按照王侯的待遇，派30户丁役守冢。直至今日，芒砀山邻近的丁窑村有人还承认他们就是当年守墓人的。对此史实，《资治通鉴》上记“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起新阳，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葬陈王于砀，溢曰‘隐王’”；《水经注》上记“山有陈胜睹秦乱，首兵伐秦，费终厥谋，死葬于砀。”
由于历代封建者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不同，陈胜墓也经历了许多变迁，至北宋时，淮南人陈纲在芒砀山看到的已经是“狐鸣陈涉孤坟坏，金尽梁王石室空”。1976年，国家文物局拨专款修复陈胜墓。现在的陈胜墓，在芒砀山主峰西南山麓，现存石券墓冢，高5米，周长约50米，周围用青石围券，高1．5米。墓前立石碑一通，高2．56米，上刻郭沫若先生手书的“秦末农民起义陈胜之墓”。
就是这样一座普普通通的土茔，在日月交替和岁月中经历着大自然带来的一岁一枯荣，它的主人生前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振臂一挥，竟能给漫长的人类历史带来如此长久的震荡。之前的平民百姓，总是安然乐道于固有的状态，认为只有才能派使者君临天下，只是天子的附庸，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贵族们争天下、打江山，你方唱罢我登场，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陈胜、吴广用他们手中的长杆敲响了影响历史进程的战鼓，激发了后世越来越多的信心。
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意义毋须笔者赘述，仅就伴随了芒砀山两千年的陈胜墓而言，陈胜那个性无限张扬的豪迈气概，无不时刻浸淫着周边的一石一崖、一草一木。虽然人们长久地提醒着自己，千万不要以成败论英雄，可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不仍然有着成者王侯败者寇的痕迹？陈胜与刘邦分别所代表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至今还在给人们讲述着的龙蛇经典传说，站在陈胜墓前回望两千多年的那段历史，不禁使人发出太多的感慨，日月回转，更迭，难道千古演绎的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泽龙蛇的传奇？
刘邦的起于芒砀，陈胜的归于芒砀，这两个同一时期的强者，在同一个地方、用不同的方式，演绎了两种迥然不同的人生结局和历史境界，芒砀山也因此亲身了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意者，这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这是国内外其他任何山峰都无法享受的珍贵经历，我们不知道这是芒砀山的幸运，还是历史的偶然巧合
四、回望梁孝王的身前身后
由于芒砀山所处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历代的汉朝者都把这里作为起家的根据地，把族内优秀的人物分封到这里，担负整个家族的守望之责。
西汉文帝时，封其最宠爱的次子为梁国国君，都睢阳，史称梁孝王。
作为文帝的儿子、景帝的兄弟，才华横溢，雄才大略，颇有君子之风。特别是他在平定“吴楚齐赵七国反”时表现出来的卓越军事指挥才能，使他在与同族同辈兄弟的对比中脱颖而出。当时的御吏大夫晁错出于中央权威性的考虑，提出削弱诸侯王封地的，引起了诸侯王们的强烈不满。前154年，吴王刘濞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了“七国之乱”，公开与中央对抗。面对这种形势，朝野上下一片混乱，不知所措。只有当时的梁王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公开站出来叛军的不忠。为了叛军西上，坚守叛军必经之地的睢阳达三月之久，后与太尉周亚夫合兵，击溃吴楚叛军，“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为西汉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大功。汉景帝对的赤胆忠心极为欣赏，给予他有汉一代最优厚的待遇，梁国也因此成当时最富庶的诸侯大国，国力空前强大。
西汉梁国在历史上共存在了八代九王。在这期间，除了用心经营国家事务外，还以过人的胸襟和魄力，完成了两项堪称世界奇迹的人力工程，为后世汉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一个是他生前举全国之力，建成了规模浩大、宏伟壮观的当时的万园之首——梁园，一个是他在芒砀群山为自己身后和家族后世构建了大型的陵墓群。
这两项工程虽然在当时只是属于建筑范畴，但拂去岁月的风痕，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出汉梁文化在其中的耀眼闪烁。
先说梁园。汉朝文景时期，受个人的人格魅力的影响，当时的文人雅士多好与其交往，“从梁王游”。为此，决定在梁国修建一座可供友人吟诗作赋、把酒抒怀的优雅场所。于是，他历时10余年，建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私家园林“菟园”，后人称作梁园。相传梁园三百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平台三十里。”《西京杂记》记载：“梁孝王好营宫室园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至今在商丘仍有平台、朱台、三陵台、清凉寺等许多遗迹。
梁园的建成一时轰动天下，成为人们向往的胜地。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枚乘、邹阳、庄忌、司马相如等人都相继聚拢在梁园。在这里，梁园的三百里美景和的壮阔胸襟，带给了他们如炽的创作和喷薄的创作灵感，先后创作了《子虚赋》、《梁王菟园赋》、《七发》等文学名篇，成为大赋一体的发轫之作，从而开创了汉赋这种文学形式，影响和带动了大汉一朝的文化崛起，为后世的文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经过反复勘查，把其封疆内刘氏的风水宝地芒砀山作为自己的生命归宿，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建成了规模浩大的墓群，为自己、也为其家人营造了豪华的归身之地。现在芒砀山的汉墓群有二十八座，是我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汉墓群，被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
梁王陵墓群斩山作廓、穿石为藏，结构复杂，气势恢弘，宛如地下。其工程之浩繁、技艺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墓内出土的汉代壁画、金缕玉衣、鎏金车马器、骑兵俑及大量精美的玉器等更堪称稀世之宝。其中，梁孝王墓纵深210米，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最大石室陵墓，墓内客厅、卧室、壁橱、粮仓、冰窖、马厩、兵器库、厕所等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在梁孝王墓和梁孝王墓之间还有一条地下通道，名曰“道”，是梁孝王和梁孝王死后灵魂幽会的通道，后人所谓“命泉”或“道上无老少”之说即源出于此。僖山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做工精细、质地纯正，历经2000余年仍润泽依旧，被列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柿园汉墓壁画以青龙、白虎、朱雀等四神为主题，四周衬托缭绕的云气和绶带，画艺精绝，气势磅礴，被称为“敦煌前之敦煌”，其中所出土的容貌秀美、栩栩如生的断臂仕女佣更被称之为“中国的维纳斯”。
无论是梁园还是汉墓群，它们的价值都已经超越了它们的自身。因为如果仅仅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建筑物，就无法想像当它的实体在长时间的风雨吹打下而被逐渐销蚀之后，它的力量还能如此强劲的延续，甚至于两千多年后还依然散发着不尽的氤氲。要解释这种现象的产生，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它自身蕴含的文化能量在发挥着作用。也许只有文化才会不为风霜所撼，以无形的力量着。文化不倒，人们心中的梁园和汉墓群就地存在着。
因此，芒砀山汉墓群的出现，不仅使我们抚摸到了几千年前一些客观存在的具体情形，更使我们了解到长久以来芒砀山文化的生成、累积过程，以及对周边人文形态的影响和辐射。也正是身前身后与芒砀山的不绝情结，才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汉梁文化。
五、触摸汉梁文化的跳动脉搏
面对着神秘的刘邦斩蛇碑、庞大的汉陵墓群和陈胜的安厝之地，我们首先能强烈地感受到芒砀山散发的浓烈的秦风汉韵。那些至今留给后人的遗迹，保存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些砖瓦土石，而是折射的太多的人文符号。使我们至今对芒砀山充满尊敬的，是它所带来和形成的汉梁文化，因为只有文化才是人类赖以不断进步的推动力。而汉梁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会长久地在中华文明的史册中闪耀。
对汉梁文化的考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汉梁文化的形成，是因为它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作为地处中原腹地的商丘，茫茫平原一派，四季气候分明，承东望西，衔南扼北，物丰产富，崇文尚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打天下的首选根基。特别是在秦汉时期，过南岭即称荒，越山关即称蛮，唯有中州平原是富饶之地。因此，人们对这里充满着深深的向往，那些对江山虎视眈眈的一代英雄，更是梦里也放不下这里的一草一木。而万年造化形成的芒砀山，也为他们用武藏兵提供了天然屏障。同时，秦汉时期的芒砀山，“闭关则两河锁钥，设险则西楚咽喉”，部分区域属于楚地，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当时的楚王刘交封地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也与芒砀山遥遥相望，加之刘邦本人即为楚人，在家族的基因遗传中，不可避免的带来楚文化的元素。从现今梁王陵墓中出土的如俑等陶俑中，清晰地打着楚文化的烙印。正是在芒砀山这样独特的区域内，才促成了人员的聚集和交流、文化的包容和交融，才促成了汉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才使汉梁文化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多样性和扩张性。
汉梁文化的形成，是因为它所处的独特的历史。从梁孝王个人的人生轨迹和思想轨迹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作为文化遗存的丝丝脉络。梁孝王作为孝文帝的次子、孝景帝的兄弟，神勇过人，屡立战功，深得汉帝信任。《史记·梁孝王世家》载：“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道‘千秋后传于王’”。同时对母亲窦太后又至孝，“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赏赐不可胜道”。按照当时汉王朝帝位传承的规矩，既承秦制，又未完全效仿。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龚留柱认为，秦制的一个根本特征即废分封、立郡县，汉却未能完全效仿，刘邦搞的是郡国并行的双轨制。在这种情况下，窦太后和梁孝王似乎有了一种争取继承帝统的本体论的根据，他们自以为这是一种正当合理的要求，不完全是私人的结果。即便汉景帝即位后，仍然有“兄终弟及”的可能。最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一次是，当时“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直没有登上汉王朝的顶峰。对此，郁郁不乐，景帝也心怀，只能从物质和待遇上给予兄弟照顾，“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正是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下，才有了“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的排场，才有了梁孝王府的“府库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的奢华，才有了“制同京师”的庞大的梁王墓群。
汉梁文化的形成，是因为它所处的独特的人文。一种文化的形成，不可能是孤立的；追寻它的源头，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总是有着文化的延续性和思想的传承性。商丘一带，春秋时期称为宋国，芒砀脚下曾经是孔子的故乡，他曾经多次到宋国，授业，宣传自己的见解。尽管当时人们还对他的学说不是十分认可，但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就已经提出了“罢黩百家，独尊儒术”方略，从而使孔子的思想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为人们所接受。同时，芒砀山四周还相继产生了、庄子、墨子等思想大家，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头脑。可以这样说，当时的芒砀山一隅，不仅盛产物质产品，而且盛产产品。芒砀山浸淫在这样的中，必然都散发着浓烈的人文气息，必然对自身和周边地区的文化形成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从上述情况来看，芒砀山独特的地理、历史、人文积淀，对汉梁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从而使汉梁文化在萌芽、成长、成熟等各个成长过程中都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同时，又因为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使汉梁文化在豫东文化板块中呈现出另类的个性特征。这些，也是汉梁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耀眼的闪烁点。因此，深入探讨汉梁文化，无论对于芒砀山还是永城及其周边地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高山无语，文明无垠，芒砀之巅所耸立的汉梁文化高峰，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些触手可得的历史遗迹，更重要的是那源源不绝、延亘数千年的人文情结。
文化商丘七日谈之一个人:
王亥与中国商业的起源
王亥与商朝的图腾紧密相连。在甲骨卜辞中，共有甲骨8片、卜辞10条，王亥的“亥”字从亥从鸟。这一方面说明了早期商人以鸟为图腾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说明王亥在后代商目中达到了图腾的地位。
王亥是商先公（王）中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活动的区域在以南亳为中心的地区，即今河南商丘一带；王亥生活时期的社会形态为由部落向国家的发展时期，此时农业和畜牧业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业也开始萌芽；王亥“宾于有易”，成为中国最早的商人。商业之名源于商（族）人经营的行业，商丘是中国商业的发源地，王亥是中国商人的始祖。
一、王亥在商先公中的地位
学术界把商朝建立之前的历史称为先商史，商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期称为先商时期，把商朝的建立者商汤之前的先辈称为商先公或商先王。一般认为，商朝的始祖为契，契与阏伯同为高辛氏帝喾的儿子；郭沫若认为契与阏伯为一人，为商之始祖。关于帝喾高辛氏的子辈，史载颇不一致：《史记·五帝本纪》说有尧、挚；《左传》说有阏伯、实沈；《汉书·古今人表》说有弃、契、尧、挚。从契到商汤共十四世，因此，《国语·周语下》说“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荀子·成相》也说“契玄王，生昭明……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这十四世是：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天乙。商先公十四世与夏朝禹至桀也是十四世同始同终，基本对应。夏朝建立后，商先公是夏的臣属，有几个先公曾为夏朝的“司空”。随着的发展强大，到公元前17世纪，商族终于灭掉夏朝，建立商朝，定都于亳（即南亳）。
《史记·殷本纪》所载商先公中的七世“振”，即本文的主人公“王亥”。关于王亥的名字，文献资料记载颇不一致：甲骨文称“亥”或“王亥”，《·大荒东经》称“王亥”，《竹书纪年》作“王子亥”或“侯子亥”，《世本》作“核”、“骸”或“胲”，《楚辞·天问》和《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作“该”或“眩”，《汉书·古今人表》作“垓”，《初学记》引《世本》作“陔”，《吕氏春秋·勿躬》作“冰”。实际上，胲、核、该、骸、垓都是亥的通假字，振、眩又由胲、核、该、骸、垓等字形近而讹。因此，甲骨文和《·大荒东经》中的王亥，应该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名字。
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商先公中比较受到后代重视的有王亥和他的儿子微(即上甲微，甲骨文称甲或报甲)以及商朝的建立者汤。商汤受到后代重视自不必说；上甲微受到重视，主要是由于他是王亥的儿子，同时他又是商代第一个以十天干来命名的祖先。但王亥的地位是远远高出上甲微的。
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把王亥之前的商先公作一简介。
在古史传说中，契又被称为“玄王”，意即部落酋长。契曾为“火正”，又为“司徒”，根据商族的传统，契当为掌火官，即负责对火星的祭祀和观测。一般认为，契以前，商族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从契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契活着的时候，即被商族人视为神圣，其死后灵魂归化为神，在甲骨文中被称为“高祖夔”而受到后人的祭祀。
契子为昭明。文献中除了昭明居砥石外，无其他事迹可查。昭明居砥石，说明此时商族发展到了今以南、邢台以北的古泜水流域，所以昭明时期也是先商的一个发展时期。
在先商史中，昭明之子相土是赫赫有名的。《诗·商颂·长发》曰：“相土烈烈，海外有载。”说明相土时期商族的活动空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里的海外，有人认为指今东海、渤海之外；也有人认为此海指雷泽和巨野泽。《左传·襄公九年》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如前所述，火正的职掌是以“火纪时”，即以每年的大火星的出现来纪年；“祀大火”，就是每年在大火星出现时举行隆重的祭祀。相土时其历法依旧实行的是“大火历”。他既是族长即最高酋长，也掌管着对大火星的祭祀，由于这是与一年农事的开始有关的祭祀，所以是当时最高的祭祀之一。这也说明当时的祭祀与管理是联系在一起的，相土的另一业绩就是《世本·作篇》所说的“相土作乘马”。乘马，即用马驾车。可见，相土时期商族的发展是显著的。
上述“玄鸟生商”的传说源于古典文献，而作为商朝历史最直接可靠的甲骨卜辞也有类似记载，并且这种记载正好反映在王亥身上。殷王在祭祀王亥时，关于祭品的种类、数量的多少以及是否祭祀等，甲骨文王亥之亥，从亥从鸟、从亥从隹或从亥从又持鸟，这种情况总计有甲骨8片，卜辞10条。从祖庚到武乙，五六十年间，王亥的“亥”字，上端所从，先从鸟，次作崔萑，最后作隹，由象形而字化，由繁而简，由鸟而隹，其发展演变的痕迹，常明显的。王亥的“亥”字，为什么要加一个鸟旁呢？我们认为这便是早期商族以鸟为图腾的体现，而这种情况体现在商先公身上仅此王亥一人。
三、王亥生活时期的社会形态
从“玄鸟生商”的传说可以看出，商族在契以前还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从契开始，商族才有了以父子相承为主的世系，商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大概就在此时。从契到上甲微，商族的社会性质属于父系氏族社会中的氏族部落阶段。而王亥时期应为氏族部落向邦国时期(邦国时期即初始国家也即早期国家时期)的过渡期，是先商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最后到商汤时期王国形态。
王亥时期处于氏族部落形态向邦国的过渡期，其依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王亥之称“王”，不但见于传说的文献，也见于甲骨文。王亥所称“王”，与战国时人称契为“玄王”是不同的，也与成汤及成汤以后的商王不同。可以说，王亥之“王”只是王之雏形。从以王亥为中心的雏形性质的“王族”形成来看，其社会形态已跨越“阶等社会”而开始进入“分层社会”。那么，社会分层的出现应属于氏族部落社会的末期或氏族部落向国家的过渡时期。
(二)前述甲骨文中王亥之“亥”从亥从鸟，一方面说明王亥与商族图腾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王亥在商目中的教性地位。在商先公中，只有王亥名号上冠以鸟形，独树一帜；而且在甲骨文中，从王亥之子上甲微开始，商先公的祀谱是连续而完备的。王亥名号冠以鸟形，说明在商人的眼里，他活着的时候就具有玄鸟之神性，其死后也就有了教性地位。王亥在商目中的教性，说明王亥时期是一个过渡期，处于由氏族部落向邦国的过渡。
(三)王亥“宾于有易”而被杀(后文将详述)，先秦不同的典籍都有记载。如《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先秦文献和甲骨文中王亥远到有易之地“仆牛”或“服牛”，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畜牧牛羊，实际是驾着牛车、载着货物到有易部落去进行商业贸易。结果为有易之君绵臣所杀，被杀原因是“淫”字。《楚辞·天问》说王亥与其弟王恒并淫；也有学者进一步分析是淫绵臣之妻还是淫绵臣之女。但也有学者对王亥之死提出质疑，如田昌五先生指出，在上古时期尚不存在后世的那种婚姻观念，“王亥作为一方邦君，即使淫于绵臣之女，甚至‘眩弟并淫’，那双方结亲通好就行了”，是不会因此被杀的。田昌五认为，王亥之死的真正原因，是王亥通过绵臣之女，谋取有易而有之，结果被绵臣发现，因而杀掉王亥。
四、王亥“服牛”与畜牧业的发展
《·大荒东经》和《楚辞·天问》中都提到王亥“仆牛”；《世本》、《吕氏春秋·勿躬》作“服牛”；《天问》有“该秉季德……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仆、服、牧都是一声之转，指王亥放牧牛羊。前文述及《世本·作篇》言“相土作乘马”，乘马，即用马驾车，说明在相土时已有马的驯养和使用，可以说王亥是继承了商先公重视畜牧业的传统。在先商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牛、羊、猪、鹿、狗等动物遗骸，说明先商时期商人畜牧业的发展情况。王亥之亥，王国维以为是时间，即祭日。他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亥》中说：“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但笔者从所有祭祀王亥的卜辞来看，亥不是祭日，亦非十二地支中的“亥”。《说文》：“亥为豕，与豕同。”段玉裁注“谓二篆之古文，实一字也”。从王亥受到商人的程度来看，亥即豕。豕，猪也。说明王亥重视畜牧业，饲养“猪”等家畜。《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皂字之误)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以养马，“牢”以养牛，“服”乃驯服、放牧之意。这说明，王亥不仅养猪，而且养马、牛。王亥所处的时代为奴隶社会初期，以农业生产为主，生活水平相对低下。王亥时期的商部落已经能饲养猪、牛、马，从饲养个别家畜到畜牧业逐步发达，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王亥也因此受到后人的。王国维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非徒以其为先祖。”“制作”应为发明意，“制作之”是说王亥是畜牧业的创始者。因此，胡厚宣说“王亥是一个畜牧业的创始人”。
五、王亥经商之情形
关于中国商业的起源，学术界看法不一。主要观点有“祝融说”、“西周初年殷民说”和“白圭说”等。
“祝融说”的主要记载是《世本·作篇》中有“祝融作市”。祝融，高辛氏火正。《管子·》：“昔者黄帝……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吕氏春秋·四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注》：“祝融，颛顼氏后，老童之子吴回也。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官之神”。这些资料说明：第一，祝融为传说时期的人物，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炎黄时期；第二，祝融本貌所体现的主要特征是做高辛氏帝喾的火正；第三，《世本》“祝融作市”的“市”并非“市场”，也非商业。因为此时农业和手工业还不发达，商业也无从谈起。
“西周初年殷民说”认为，西周初年，武庚叛乱，为周公所平。为防止殷遗民的再度，周公便令殷民迁居洛阳，从事经商活动，即《尚书·周书·酒诰》所说的“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由于殷原称商，所以从事经商活动的殷遗民被称为“商人”，他们的职业也被称为“商业”。这种说法有其道理，尤其是认为商业源于商人；但这种说法又有其不足之处，即把已经存在的商业活动误认为是商业的开始，这就把中国商业的起源时间大大地向后推迟了。
白圭，名丹，周人，与惠施、孟轲同时，曾为魏惠王相，以善于治水和筑堤防著称。白圭和计然一样，讲究贸易致富的理论。他的最著名的贸易原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实际上就是囤积居奇。白圭说：“欲长钱，取下谷。”因为下等谷类是广大人民生活上最普遍的必需品，贸易上成交的数量最多，可以从中取得巨额利润。因此白圭成为当时商人的祖师，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也说“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很明显，白圭并非中国最早的商人，他应是在商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从而提出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王亥饲养、放牧牲畜，一方面祭祀时有了，越丰盛，说明对天和先人越虔诚，这样就越能得到天和祖先的；另一方面可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增强抵御自然灾荒和野兽的能力；其三，说明王亥时商人已能使用牛马等畜力，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向四周发展。由于产品有了剩余，出于发展壮大本部落以及换取奴隶主需要的物品的目的，王亥于是与四周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商业贸易活动，结果与分布在今中部易水一带的有易氏发生了冲突，王亥被有易氏之君绵臣所杀。
《·大荒东经》载：“有困，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竹书纪年》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楚辞·天问》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仆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乌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这三段材料讲的是一件事，可以相互印证。据王国维研究，“有扈”即有易，“该”即王亥。三段材料涉及到的人物有王亥、绵臣、上甲微、河伯、王恒以及被“淫”之对象。王亥“宾于有易”被杀是一个历史悬案，至今没有很一致的说法。《楚辞·天问》中“眩弟并淫”令人费解。正如屈原所说，既然是“眩弟并淫”，为什么王亥被杀，而其弟王恒活着？王恒与有易之君绵臣是什么关系？王恒与被淫之女是什么关系？难道王恒与有易有私约而危害其兄？《楚辞·天问》的紊杂难解令人生疑。有学者指出，“眩弟并淫”可能讲的是舜、象共牺二女之事，误入本故事之中。从《天问》中屈原的那些质疑来看，王亥被杀，即使不是有易之君绵臣与王恒合谋，也是得到了王恒的默许。现在看来，屈原的质疑又让我们来质疑屈原：王亥带领着商队到有易去做客(宾)、贸易，有易之君为何要杀王亥？难道原因仅在于“淫”？实际上，王亥无论是与绵臣之妻私通抑或与绵臣之女私通，从当时的婚姻观念来看，都构不成被杀的理由。原因在于有易感到了王亥的，这种就是商族的强大，利益的冲突引起了战争，战争导致王亥被杀。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以为，“淫”应理解为“浸淫”，即蚕食、扩张之意。王亥宾于有易，以通商为手段，以蚕食、扩张为目的，于是发生了冲突。王亥之后，商人沿其传统进行商业贸易，并逐渐形成了专门从远方贩运货物进行贸易的商贾，到周朝初年即形成了“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的局面。由于这些贸易之人来自商部落，所以称作“商人”，他们的交易活动就是“商业”活动；而作为最早进行贸易的王亥，便是“商业”始祖，即商(业)人的祖先。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贸易只是商业的萌芽阶段，数量不大，而且由于没有货币，所以是以物易物的活动。到了商朝建立后，才出现货币，商业也因货币的出现而进一步发展壮大。
六、王亥时期商人活动的区域
由于种种原因，商都屡迁。据王国维考证，商先公时期就曾八迁。这八迁的地点为：契自亳（即南亳）迁居蕃(今山东滕县)、昭明迁居砥石(今泜水一带)、昭明归商(亳)、相土迁蕃、相土归商、上甲微迁于殷(今南部漳河一带)、上甲微归商、成汤灭夏定都亳。
商先公八迁，其地点大多在今河南、山东、境内。但商人活动的范围则颇为广阔。商朝建立后，又有过五次迁徙，即仲丁迁于隞(一作嚣，今河南郑州)、河亶甲迁于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邢(一作耿，今山西河津县境，一说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到盘庚时最后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可以看出，商朝建立后的五迁，其范围亦在今河南、山东境内，部分涉及到山西、境内，但总不外黄河南北、距黄河不太远的地方。商汤都亳为史家所。但亳之地望，争论颇多，有南亳、北亳、西亳等说。南亳在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谷熟镇；北亳在今河南省商丘市李庄乡蒙墙寺；西亳又分长安社陵杜亳、河南偃师西亳、郑州商城郑亳等说。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汤都之亳为南亳，也就是说商朝是从商丘开始的，商丘是商朝的第一个都城。从相土归商到上甲微迁于殷，中经昌若、曹圉、冥、王亥，这一段较长的时间，商先公活动的区域在南亳一带。
商都屡迁的原因，众说纷纭，但以下几点可以肯定：一是商先公时期的迁徙，无论是出于自然缘故以谋存空间或者出于原因以缓解矛盾，但都是整个部族的迁徙；二是商先公时期的商都屡迁说明商部落处在由游牧到部落再到邦国的发展阶段；三是王亥时期处在相土与上甲微之间，有一段较为稳定的时间，此时的商人就在商丘一带活动，而由王亥开始的商业活动就在商丘。因而，笔者认为，商丘是中国商业的发源地，王亥是商人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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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亥简介】
王亥，又名振，（今河南人）是阏伯(契)的六世孙，冥之长子，继任为商族首领，殷人先公之一。王甲骨卜辞中称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王亥是一位很有作为的人，他不仅帮助父亲冥在治水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发明了牛车，开始驯牛，为人使役。《管子·轻重戊》中“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的记载，就是指相土发明马车，王亥发明牛车，驯服牛马供人使役的故事。谥号“商高祖”。
【商人的始祖】
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使商部落很快强大起来，他们生产的东西有了过剩，于是王亥和同部落的人就用牛车拉着货物，赶着牛羊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外部落的人就称他们为“商人”。“商人”这一名词便源于此，一直沿袭至今。所以，王亥就成为经商做买卖的“商人”的始祖，数千年来一直被商人奉若神明。
【华商文化广场】
华商文化广场坐落在商丘市睢阳区阏伯以北，恰和阏伯台、花戏楼在一条中轴线上，与火文化广场隔平原相望，形成一个完整的火文化、商文化景区。该广场一期工程占地120余亩，由三商大门、商海桥、富商大道、万商广场、商人始祖王亥雕像等组成。每项工程不仅设计新颖，独具匠心，而且气势磅礴，宏伟壮观。
【华商文化节】
2006年、2008年，商丘市成功举办了两届国际华商文化节，展示了商人、商业、商文化发源地和华商始祖王亥的历史事实，叫响了华商之都城市品牌，宣传推介了商丘，扩大了影响力和知名度，成功签约了一大批外商投资项目，成为推动对外、促进商丘跨越发展的有效载体，成绩显著。
三商之源和华商始祖所产生的影响和价值已远远超过商丘的地域概念，为全国和全球华商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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