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牌坊所在的，是唐宋时期宋州城遗址，应院即在其左近。如今唐宋地面已在湖底深处。
“新国保·大运河商丘南关码头”系列之五
首席记者 姚伟 文图
引子
PREFACE
“它们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纬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
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运河和文化线遗产给出的定义。
毫无疑问，大运河完全具备这些要素和特质。这条运河沟通中国五大水系，为古代中国“提速”，促进了广大地域中人员与物资的流动。它的天性是开阔、开朗、，为沿岸带来多样性和多元化，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激发了古代中国的活力。
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同样的道理，大运河的历史，就是沿线城市的历史。大运河开凿后，沿岸兴起一批商业都市，作为物资和人文荟萃之地，活力四射，风光无限。
与安土重迁、因循保守的农业文化不同，运河文化有着探索和扩张的独特气质；与传统型城市趋向封闭不同，大运河型城市倾向交流，在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思想和价值观等方面，有着深深的“运河”烙印。正如上海交大教授刘士林所说：“以人口城市化、城市功能商贸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的运河城市文明，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一个独特谱系。”
这些新兴的商业都会，有的以前就是、军事重镇，魅力无比的大运河，促使这些城市完成“城”与“市”的融合，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成为“两者在中国古代融合得最好的城市发展模式”。
商丘隋唐的、宋代的南京，正是在“城”“市”交融的模式下，焕发无限活力。
背靠大城
“河市”勃然而兴
武庄村位于商丘南边五六里，虽然离市区不远，但交通稍有不便，村子显得有些偏僻。这个季节，青壮年村民大多在外打工，不少人家大门紧锁，村子里气氛颇冷清。
这个冷清的地方，曾是热闹繁华的所在。千年以前，当大运河滔滔奔流的时候，商丘城南的大运河沿岸民居稠密，店铺林立，市场上人头攒动，是比城内更繁华的“河市”，武庄地处码头，是河市的核心区域，堪称黄金地段。
“……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东西二桥，舟车交会，民居繁伙，倡优杂户，厥类亦众。”宋代王曾在他的《王文正》中记述了河市盛况。在稍晚些的王巩眼中，河市的繁荣更是超越宋州城：“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谓之河市。五代国初（指宋朝初年），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
王曾状元出身，是宋朝前期名臣，曾提拔范仲淹、包拯；王巩乃苏轼挚友，诗画俱佳，名重当时。这两个人最大的优点，是勤于写作，他们周游天下之时随手写下的文字，今天已是难得的珍贵史料。
“二王”的记述虽简略，却也大概交代了河市的方位和繁盛的原因。
交通、物流、商贸，携带着巨额的财富，在距离宋州城五里的大运河里奔流。这个距离，正好提供了商品聚散的空间，于是，河市蓬勃发展起来。
因背靠大城宋州，这个河市有很强的聚集效应。全国的商品物资，如丝绸、瓷器、建材、粮食、果蔬、笔墨纸砚，等等，在河市上岸，再通过自成体系的销售渠道，卖到方圆数百里；而方圆数百里的各种商品、物资，源源不断地涌入河市，在这里交易、装船，全国各地。
商贸带来的财富效应，吸引更多的人定居河市，这也是一次“城市化”，并且也伴随着如今常见的“空心村”现象。据商丘师院付先召博士介绍，这种现象在唐代就有，“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中唐诗人姚合的诗作，客观地反映了历史事实：由于商业获利巨大，很多农民离开土地，弃农经商，在某些地方形成“空心村”。
商业机会，吸引更多的人聚集河市，大运河岸边蓬勃发展，生机无限。所以，在王巩看来，河市之盛，“非宋州比”。
商业力量攻破“大城”
大运河的出现，让商丘真正形成了“城市”，但“城”与“市”既相互依存，又有一定程度对立。
从王曾、王巩的叙述看，在当时人眼里，宋州城与河市并不完全是一码事。“城者，所以自守也”，“城”的本义是城垣，主要功能也是防卫，商丘是“天下腰膂之地”，宋州城高墙固垒，有大员坐镇，、军事地位极高；而“市”，不过是贩夫聚集的地方，虽然带来滚滚财富，“城”还是有些瞧不起“市”。
王曾、王巩两人对河市的态度有很大差异。
王巩文人气质，对河市不，他认为“其盛非宋州比”，对河市流行音乐河市乐，也十分认可：“凡郡有宴饮，必招河市乐人。故至今俳优曰‘河市乐’者，由此也。”
王曾身为大官，又以端庄严肃著称，他在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河市、河市乐的不屑：“驸马都尉高怀德，以领睢阳岁久，性颇奢靡，而洞晓音律，故声伎之妙，冠于当时……（河市）倡优杂户，厥类亦众。然率多鄙俚，为高之伶人所轻诮。每宴饮乐作，必效其朴野之态，以为戏玩。谓之‘河市乐’，迄今俳优常有此戏。”
贵族及其伶人眼中的“鄙俚朴野”，换一个角度看，即清新、活泼、爽朗，是商业文化中成长起来市民艺术的特质。
在“市”的围裹中，“城”的身影高贵孤傲。但借助商业的蓬勃活力，市民阶层的全面兴起，最终不可地突进城中。唐代城市，坊市分离，晚上实行宵禁，夜幕，城中一片寂静。到了北宋，运河两岸的城市商业经济日渐强大，大量人口拥入，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点点改变着城的格局。尤其每到日落之后，灯火辉煌，夜生活丰富多彩，宵禁不得不废止。宋仁庆历、皇佑年间，数百年的坊市分离格局彻底，城与市渐渐相融。
一线城市 人文荟萃
在与大运河结缘的500多年，宋州的发展曾大起大落。唐代天宝年间，此地已是颇具规模的商业城市。
杜甫曾与李白、高适一起留恋宋州，他后来在《遣怀》写道：“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陈留指汴州，当时汴州属陈留郡。“名今陈留亚”，是说在大运河沿线城市中，宋州的名气仅次于汴州。但是宋城邑中有九万户人家，若按五口之家算，有四五十万人，当时应算一线大城市。
安史之乱中，因地理重要，这里成为安史叛军重点进攻的对象，虽有张巡等奋力，这座城仍被彻底摧毁。凭借运河之便，这座城市逐渐恢复元气，到宋朝成为南京，再度与开封、洛阳等成为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的人才聚集效应，使宋州俊才辈出，文化繁荣。应院可说是其繁盛的标志。
应院从私学到官学，从书院升为府学，再升为国子监，其地位约略相当于今天的、北大。
应院的创始者叫戚同文，他学问高迈，门下人才济济。五代重武轻文，蔑称读书人为“毛锥子”，至宋朝建立，为数不多的大儒，也都隐居在山林偏僻之地。而戚同文却在大运河沿线的宋州聚徒办学，遂使应院成为人才渊薮。
戚同文死后，应院一度停办，当地富豪曹诚出巨资增校舍重办书院。晏殊任南京留守时，对这所书院极为重视，聘请著名学者王洙、应院毕业生范仲淹，更使应院盛况空前，闻名全国。
拥有一流的应院，不仅造就众多本地人才，也吸引各地学子慕名而来，如孙复、石介、许翰、陈抟等，前来宋州入读应院，后来成为名臣或名士。
宋州人文蔚盛，也吸引了一干硕学名儒、风流名士，他们或长期生活在城中，或选择此地安度晚年。大量人才聚集，令宋州人文荟萃，文化繁荣，经久不衰。（全文完）
作者：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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