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忧后乐”的范仲淹？商丘人文历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传颂，写下《岳阳楼记》的北宋著名家、教育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究竟为什么“家”安商丘？探析真实原因的背后，是范仲淹悲苦的身世与那个时代极为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和法制度的交织。

　　商丘是范仲淹的第三故乡。范仲淹的一生，与商丘有着密切关系：应院的苦读，成就了范仲淹使其步入；范仲淹的执教，又振兴了应院，使书院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他在商丘的诗文创作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在商丘的交游，奠定了范仲淹的影响和地位，使他成为京东一带的文人；商丘厚重的文化底蕴，使其“先忧后乐”思想初步形成；在商丘写下的《上执政书》使其步入京官行列。同时，商丘宁陵是范仲淹职田及家宅所在地，母亲初葬地，同母异父朱氏兄弟定居地，范仲淹子女养育成长地；商丘永城是范仲淹职田所在地；商丘虞城是范仲淹后代定居地；他的夫人李氏，出身于商丘官宦世家，其庞大的世系和家族的贤达，给予了孤寒的范仲淹以温暖和无穷的力量。可以说，商丘影响范仲淹的，是这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文化氛围，而范仲淹影响商丘的，则是一种的力。这种人杰地灵的双向互动，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厚重。

　　范仲淹在商丘的人生轨迹，大致可分为读书应天、出仕为官、婚缘商丘、家计宁陵、永城置田、守丧应天、应天执教、升迁京都、后世留居等几个阶段，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和文化资源。

　　读书应天，出仕为官。范仲淹结缘商丘，与其不幸的身世及当时商丘繁盛的教育密切相关。范仲淹两岁时，父亲范墉病逝，母孤苦无依改嫁山东邹平朱文翰，遂改名朱说。范仲淹在山东澧泉寺读书三年的最后日子里，由于继父朱文翰病逝，且又闻自己身世，所以才“感愤自立，决欲自立门户，佩剑经趋南都”，长途跋涉到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应院求学。宋真大中祥符四年（1011），范仲淹离开了山东，开始了在应院五年的苦读岁月。

　　范仲淹在应院的苦读生涯，朱熹称范仲淹“五年未尝解衣就寝，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膳粥不充，日昃始食”。欧阳修所撰《范碑》中有概括之叙述：“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范仲淹在应院读五年，终以进士及第，实现其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这就说明了范仲淹学成致仕于商丘，这也是范仲淹结缘于商丘的开始。

　　婚缘商丘，迎母归养。范仲淹出仕离开商丘异地为官，但家留在商丘。宋仁天圣元年（1023），范仲淹任兴化县令后，在应院好友、太年间宰相龄的侄子李纮的介绍下，完成了人生又一大事——婚姻，迎娶应天府楚丘人太子中舍言的长女、李纮的堂妹李氏为妻。

　　之后，范仲淹在李氏家族的资助下，加之自己的俸禄，在宁陵有了职田，在永城购置了庄田。功成名就，有了居家所在，作为孝子的范仲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离开长山时对母亲所说的“登第来迎亲”。 于是把母亲接来宁陵职田赡养，一并把同母异父朱氏两兄弟接来管理职田。清康熙三十二年《宁陵县志》载：“宁陵朱氏为其同母异父之遗脉”也即因此。自此，范仲淹有了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家”，尽享天伦之情，实现了他“自立门户”的夙愿。

　　家计宁陵，永城置田。史籍上多处记载范仲淹“家计于宁陵”，范仲淹的书信中自己也言及“宁陵家计”。具体说，范仲淹与宁陵“家”的关系，有以下四方面：（1）宁陵是范仲淹职田所在地；（2）宁陵是范仲淹母亲初葬地；（3）宁陵是范仲淹同母异父朱氏兄弟定居地；（4）宁陵是范仲淹子女养育成长地。范仲淹《渔家傲·秋思》“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遥寄了远在万里的思乡之情，而此处的“家”当是安在商丘宁陵的“家”。

　　朱熹收藏的范仲淹的《与朱氏家书二通》中，范仲淹给宁陵朱氏兄弟的信中提到：“前日专到宁陵”、“宁陵家计作何擎画”，说明他时刻关心着宁陵家庭的生活情况。在朱熹所加按语中言及“公立朝之日，多宁陵足迹，惯游地也”，则说明是范仲淹在朝为官之后，仍多宁陵行踪，这里是他经常的地方，与其职田置在宁陵相印证。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第三次被贬时，妻子李氏病逝。他因公务繁忙，无暇照料五个孩子，只好将他们送回宁陵职田家宅由几位同母朱氏兄弟抚养。此后，范仲淹官至副宰相，主持了庆历新政等。此间虽政务颇紧，他始终和宁陵的朱氏兄弟家书不断，亲情足鉴矣。因“家计宁陵”，范仲淹就成了落户宁陵的商丘人。因此，在明清历次编修的《宁陵县志》中，俱将其列为“乡贤”而非“名宦”。据文献记载，今宁陵县西河麻袋厂处为范仲淹家宅故居所在地，世称“范庄”，清代遭黄水淹没。据文物部门考证，今存于宁陵县城南街朱友智家中的朱家井为范仲淹职田井。

　　据清康熙三十二年《宁陵县志》载，朱熹所存范仲淹与同母异父的朱氏“三郎秀才”两封通信，其中一封信是商议“永城庄田和宁陵家计”，涉及到“永城志文立碣”等要事。这两封信也证明范仲淹的职田在宁陵、庄田在永城，且是由朱家兄弟。

　　守丧应天，执教南都。仁天圣四年（1026），谢氏病故。因母改嫁无法入苏州范氏祖坟，母归葬山东朱氏坟茔，此时范仲淹已复范姓，他亦无法接受。于是他含泪将母亲安葬在宁陵庄田内（后迁葬伊川）。此间在宁陵居住。不久，应南京（今商丘）留守官晏殊之邀，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守孝三年，范仲淹便在宁陵和应院之间、居住、，妻李氏携长子纯佑居宁陵家宅。

　　在应院执教，范仲淹训督学生皆有，勤学恭谨。书院主要包括慎科举、敦教育,“明体之学”,德行与学问并重，与治学结合，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书院学子“相继登科”。南宋楼钥《范文正公年谱》：“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范仲淹在应院执教时，除重视人才培养外，还关心社会时局变迁，以备积极入世进取之需，在北宋理学兴起和奠定宋代学术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宋学之勃兴开端引绪，是当时学术思想界的核心人物，实为宋学开创者。他与欧阳修等人所开创的学术探索的新局面，正体现了宋学勃兴的新、新气象。

　　由于范仲淹的精心耕耘，使应院名扬天下，居北宋四大书院之首。“使天下庠序规此而兴”，为整个国家的教育和学校树立一个样板。仁景祐元年（1034）书院改为府学。庆历三年（1043）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的国子监相互辉映，历北宋一代经久不衰。

　　冒哀，升迁京都。范仲淹的忧乐观思想，主要形成于到应院学习以后。范仲淹23岁起入学应院5年，39岁起执掌应院2年，先后在应院7年，他又在商丘成婚、生子、侍母、置田，与商丘和应院的渊源可谓十分厚重。而且，23岁至40岁是一个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此间，厚重商丘精深的文化底蕴与氛围，对范仲淹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丘地处中原，是春秋“轴心时代”文化的集中发源地，是儒、墨、道、名、兵家思想发源地，诸子圣贤的思想在这里深入，范仲淹成长和成才于这块丰厚的中华文化沃土之地，他在此汲取了充分的营养。范仲淹在应院，如欧阳修所言：“昼夜讲诵……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这说明在应院读书的5年，为他打下了毕生受益之学问的扎实基础。树立了“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的人生。同时，深受北宋著名教育家戚同文的影响，其《睢阳学舍述怀》诗，反映了他积极处事的思想。他还写有《诵诗五首》，从心底发出了强烈的感慨，主张君臣共治天下，君有过则臣谏之。

　　范仲淹在应天为母守丧期间，虽然离开了，但并没有忘却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一边服丧教书，一边思索着良策，写下著名的《上执政书》，纵论，并于天圣五年（1027）冒哀越礼，宰相，向执政者提出了的六项十八字方针，即“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倡言。

　　《上执政书》成为“庆历新政”的理论基础和前奏。此文集中体现了范仲淹的远见卓识，也完整地概括了他先忧后乐的思想内涵。《宋史》评价《上执政书》可与诸葛亮的《草庐对》媲美。如果说《岳阳楼记》是范仲淹的文学代表作，《上执政书》则是其家的代表之作。

　　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为母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在范仲淹以后的中历经坎坷，主持了“庆历新政”，并因直言上谏参宰相吕夷简三次被贬，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等。

　　后世留居，亲守望。范仲淹亲至今仍居商丘。虞城县利民镇有“范仲淹祠堂”和明代从苏州返迁来的范氏亲。范氏族人至今分布在黄河故道南北数十里，并且现在还藏有明万历十三年（1586年）增续的《虞城范氏族谱》。《族谱》载：“宋参知政事、资政殿大学士文正八世至士聪祖，率其次子文理祖迁居河南纶城，即吾迁虞始祖仲宣房，宋丞相纯仁祖之嫡脉也。”“士聪，苏州人，宋元之际，北迁虞，子孙因家焉。”明末，户部主事、山海监军兵备道范志完在虞城县利民镇中心建造“范文正公祠堂”，一直祭祀至解放初期。至今《虞城范氏族谱》还存有当年祠堂的地图和祠堂的全部对联。

　　江苏苏州是范仲淹祖籍，为其父亲之家；山东邹平是母亲谢氏改嫁之地，为其母亲之家；河南商丘是范仲淹成才立业、娶妻生子、兴教留居之地，是真正意义上属于范仲淹自己的“家”。 范仲淹在宁陵的这个家，是他一生唯一的家。因此，商丘是范仲淹的第三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