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然，对于进入局常委，外是有一些不同意见和声音的。有人写信表示反对。有人说：“多考察，注重实绩。”还有人说：“要多听意见，上来了，再下去就被动。”
（1991 年2 月14 日，和国家（右二）向上海党、政、军负责人祝贺新年，上海市委、市长陪同。图片来源：人民网）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余亦青，原题：《点评：只能当一把手不能当二把手》
2011年，前中央局常委、在读完《讲话实录》后，有过这样一句评价：“伟大的与伟大的选择了伟大的。”这句话是对选人用人水平的一个精彩注释。
《环球人物》记者发现，对的考察，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从1988年到1994年，每年都带家人到上海过春节，一共在上海过了7个春节。接待过4次(1988年到1991年)。在这4个春节里，亲眼看到上海的发展变化，亲自听到对经济的看法，也更深地了解了。
鼓励“不用怕”
1990年1月20日，离开前往上海。这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的首次外出视察。大年初一的上午，时任上海市委、市长的来给拜年。两人的话题很快落到了浦东的开发建设上。自从以来，深圳的经济如火如荼，上海却一直举步不前。等市委主要领导认为，上海目前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搞深圳的经济特区。但此前，由于种种原因，上海一直不敢跟中央提像深圳一样搞。这一次，也是委婉地跟说，浦东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的回答是，应该赶快给中央报，“不用怕，报嘛”。
过完春节后，再一次得到的鼓励：“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又说：“你们要多向同志吹风。”当时，已由上海市委升任中央总，接棒成为上海市委兼市长，不过，也正因为这层关系，让上海向中央要政策不太好意思，怕兄弟省份有意见。
决定亲自去做工作。1990年2月17日，他回到后，对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同志是从上海来的，他不好说话。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
当天下午，国务院总理就让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给打了电话，讲了一些浦东要注意的问题，出一个书面报告。回答说，上海的报告已经讨论了两三个月，总是不太满意，要催的话，今天晚上他就加班弄好。
果然当晚就改好了报告，第二天就送给何椿霖。此后，向中央领导不断游说：“我们现在希望增强中央下决心的力量，批准我们这个报告。”他还代表上海，会为全局做贡献，“让上海真正在全国一盘棋中做出他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这个决心。”
1990年3月3日，再次找到、等中央负责同志：“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定要及时。”“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一个月后，4月10日，中央召开局会议，通过了浦东开发的决策。6月，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浦东问题的批复》。由此，上海焕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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