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思想史的断想和评析
自从人类诞生在地球上起，把自己的声音发展为系统的文字语言，可以肯定，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今，人类仍然不能确定这个过程的准确时间。可以说，文字的发明和运用，是人类的一次最伟大的社会意义和自身生命的意义上的飞跃。生活在亚洲上的人种属于黄种人。汉族是黄种人中最多数民族，也是世界民族之林中具有最悠久文明的民族之一。中国的思想史而单纯，而且闪耀着无限的人性。下面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于中国的思想史做出几段简要的回顾和评析。一、从孔丘到姬昌的500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民族的文化始祖，有明确记载的文化先祖周文王和孔子，就诞生在黄河中下游的今天的陕西和山东。我们把黄河视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黄河的流淌为中国农业文明的诞生提供了最基础的水利资源，因此，黄河流域是中国农业文明体系的发祥地。而在远古时代，在黄河流域诞生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两大周文王姬昌和孔夫子孔丘。这个从时间上相差了大致500年。所以，亚圣孟轲讲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周文王（前1152~前1056），又称周侯，周季历（周朝建立后，尊为王季）之子，姬姓，名昌，生于西岐（今宝鸡市岐山县）。传说中，在羑里（今河南境内）根据伏羲氏（人皇始祖）的研究继续演绎易经。相传，伏羲氏创造了先天易(也叫先天)，神农氏创造成了连山易(也叫连山)，轩辕氏创造了归藏易(也叫归藏)。现在，《连山》和《归藏》已经失传，究竟失传与什么时间，已经是一个无从考证的问题。只有在周文王演绎的又64卦，得以留传了下来。《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万经之首”，不仅因为她出现的最早，而完全是因为她已经出现，就在思想体系以及人文价值方面站在一个最高峰上。《易》的伟大思想包括对社会理想的阐述、对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概括以及发展方法的。“天下文明”即是《易》所提出的美好理想，而“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则是《易》对于社会运动的最高概括，“开物成务”、“进德修业”、“盛德大业”、“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等等思想，则明确了《易》关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方。尤其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式和规律的概括，以及“开物成务”的产业思想和科学观念，至今仍然是人类实践必须赖以遵行的至高。《易》的出现说明，在周公姬昌的时代，文字在当时已经发明并且得以系统化的适用。当然，各种书写工具尚处于极其落后的程度，主要是使用竹简刻画的方式。在我看来，一方面，《易》首先是姬昌发明的一种记数符号。一横一竖的符号以及六爻最初是周公用于主要记事的一种工具，它是类似于阿拉伯数字的发明。另一方面，64卦的爻辞，也主要是周公对于重大的活动、祭祀、战争、各种计划和社会理想的一种简要的记载。就其内容上，当然存在一种预测性的推断，但是，64卦在周公姬昌哪里，肯定主要的还不是用于占筮的。应该说，把《易》看做是一个占卜吉凶的卜筮之书，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最大不幸。对《易》的曲解，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一大错误。这种曲解直接导致现代科学体系以及以科学为核心的整个知识体系不能够首先诞生在中国。到唐和宋代，以李中虚、邵雍等人为代表的八字术和占筮术，都把《易》当成占筮术的源头，从而，《易》中所包含的的社会思想，都在后人的中一应殆尽。最终，《易》在中国被认定为卜筮之术。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进步的一种严重倒退。至今，对于《易》的认识，仍然存在严重的缺陷。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即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即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先祖为宋国（今河南商丘）贵族。孔子晚年的一项主要工作，即是整理鲁国的各种文献典籍。从而为汉语的流传和使用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孔子是学派的创始人，这个学派的核心价值是“礼智信”，以“仁”为其它价值之首。孔丘没有能够在他的“而立”之年遇到姬昌创立的《易》学，这不仅是孔夫子人生中的一大遗憾，也可以算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遗憾。然而，从战国起，中华民族的文化先人们却多把《易》视为一部占卜的典籍，这真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孔子见到《易》后，显然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研究，这在《史记》中有着明确的记载。然而，孔子与《诗经》的联系，要比与《易经》的联系紧密的多，也早许多。孔子遇到《易》，按他自己讲，是在50岁以后，而孔子遇到《易》后，始终处于谦恭的学习态度。“韦编三绝”即是证明，不过，孔子对于《易》的学习及其运用，却没有明确的记载。到宋代，朱熹认为《易》的十篇《传》是孔子所作。但我认为，从《传》的内容和语言结构判断，可以肯定这些文章不是出自孔子之手，而是另有作者。这些作者只是没有留下姓名，但是，却比孔子更先见到《易》，并且比孔子更懂得《易》的实质与精髓。《易经》内容的包容性，要比《论语》丰富和广阔。而且，《论语》的内容，丢弃了《易经》中最可宝贵的思维方式、产业思想和人文，孔子仅仅试图从单纯的“”的角度认知社会和面对社会。因此，从《易经》到《论语》，中华民族的思想表现了一种明显的倒退现象。这种现象的实质表现即是：丢弃了对自然界的探讨和认识热情，把思维的注意力和语言的内容引向了一种关系价值的方向。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学固然向我们提供了一种优良的价值概念礼智信，但是，在儒学的思维内容中，却根本丢弃了人类与自然界关系。这导致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不注重于对自然界的探讨和研究，缺乏对自然界运动规律的关注热情，从而，现代科学以及科学知识体系也就不可能在中华民族社会中产生出来。显然，孔子创立的儒学价值，没有能够超越《易》所提供的价值。如果说孔子儒学是《易》的一种倒退的话，那么，后人的由《易》而演化出来的各种八字算命、六爻占卜等等术数，便是对《易》的一种。中国巫文化的形成固然与《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说到底，巫文化在中国社会意识中占据如此重要的成分，实则是春秋战国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的长期停滞不前所导致的。中国人对于《易》的理解和运用，就像20世纪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一样，都是一种片面的思维方式的结果。孔子做鲁国的大司寇仅仅7天，及迫不及待的诛杀了少正卯。这是孔子一生的最大污点。我相信，孔子杀少正卯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这个事件是从来不被们提及的。少正卯（？～前496）是中国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当时是鲁国的著名人物，被称为“闻人”。少正卯和孔丘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卯多次把孔丘的学生都吸引过去，与孔丘存在利益竞争。鲁定公14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后7日就把少正卯以“君子之诛”在两观的东观之下，暴尸3日。孔丘回答子贡等的疑问时说：少正卯是“之桀雄”，一身兼有“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五种恶劣品性，有着惑众的能力，和历史上被杀的华士等人是“异世同心”，不可不杀。孔丘这个“满口”之人，却做出了一件比男盗女娼更加的事情。（李耳）与孔子（孔丘），在观念上的一个明显的相同点即是“”。《》第65章中讲：“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国之贼；不以智，国之德。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孔子则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但是，在李耳哪里，尚存在一些对自然界规律的最的观察和描述，然而道孔丘哪里，对自然界就连最的描述页没有了。二、汉代对儒学贡献最大的两个人叔孙通和董仲舒汉朝（公元前202西汉和东汉，西汉(前202年12月公元8年11月)、定都长安，东汉(公元25－220年)、定都洛阳。西汉与东汉合称两汉，从时间上历经大致420年，是中国在秦朝后历史最久的一个家族王朝。汉朝是一个以刘邦为首领的农民起义军建立起来的。刘邦本人是一个混迹于乡野的小，具有、、无赖的多重性格，当然也具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和。汉朝是中国的以家族为核心的制度的奠基朝代。儒学在她的创始人孔丘之后，经历了孟轲的继承与、丰富与发展，在秦朝，也遭受了秦始皇嬴政的“”的沉重打击，但是，优秀的古代儒学士子们具有“其九死犹未悔”的志向。在汉代，出现了对儒学的和确立“独尊”地位的最杰出的两个人叔孙通和董仲舒。可以说，儒学在汉朝得到最高者的认同，进而使得儒学取得了“独尊”地位，是历代儒学门生们的不懈努力的结果。叔孙通，又名叔孙何 （？～约前194），西汉初期学者，今山东枣庄薛城北人。叔孙通是一个擅长建章立制的儒学门生，他致力于为汉朝服务，把儒学提倡的礼仪运用到的日常程序中。前200年长乐宫落成，汉高祖首次使用叔孙通制订的宫廷礼仪进行新年朝会。汉高祖死后，汉惠帝刘盈继位，叔孙通再次出任太常，负责制订汉朝的各种礼仪。可以说，叔孙通是汉朝初建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创制者。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汉广川郡(今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观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以“天人”的思想体系，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和社会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方略，董仲舒则在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他提出的“天人，君权神授”思想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终被者采纳，其影响直到辛亥清王朝和五四运动兴起为止。国（220年~280年，另有184年、190年或208年起始说），是中国历史上东汉与西晋之间的对峙时期，有魏、蜀、吴三个。历时大致60多年。晋朝（265420年），是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朝代之一，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它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属于六朝之一。265年司马炎自立为，国号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280年灭东吴，完成统一。此后是绵延16年的“八王之乱”。晋愍帝迁都长安，316年灭西晋，建立了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乱华”。317年，晋室南渡，司马睿在建邺建立东晋，东晋曾多次北伐。383年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后得到暂时巩固。两晋时期少数民族迁至中原，加强了民族融合，北人南迁，开发了江南地区。两晋总历时一百五十六年。420年，刘裕建立宋，东晋。佛教的传入，一方面中国对外来教思想具有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也说明本土文化儒学的脆弱性。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说法不一，然而，在晋朝时期，佛教已经开始盛行于中国。这在唐朝的一些文章中已经有明确的说法。韩愈在《原道》中就有“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随之间”。佛教到南北朝时期达到一种鼎盛的状态。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就是一个笃教的，在公元527年，萧衍亲自到了同泰寺，做了三天的住持。还改年号为大通。之后，他不近，不吃荤，不仅他这样做，还要求全国效仿：以后祭祀庙，不准再用猪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要神灵也吃素。这个命令下达之后，大臣议论纷纷，都反对。最后，萧衍允许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祭祀。后来，萧衍又几次入寺做，还精心研究佛教理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了4次较大规模的灭佛事件。即：在北魏太武帝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唐武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和后周世显德二年(公元954年)”的四次灭佛运动，佛教史上称为“三武一”法难。显然，中国的皇权者，在意识形态上根本不具备一种贯穿始终的主张。只是根据实际意志和需要来运用和驾驭一种意识形态。中国的历代者都是一种的实用主义利益集团。对于基层中国的生活以及的意识形态而言，自从佛教的传入开始与中国本土的“巫文化”心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总之，佛教的传入没有能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形态更新的力量。四、五四运动及其贡献中国在文化上的倒退，正是社会生产力以及整个社会的制度和经济基础的停滞不前的表现。1840年鸦片战争给古老而贫弱的中国以沉重的打击并且具有使之猛醒的历史作用。继之而来的是国内的“洋务运动”。从中产生的思想界的优秀人物，主要以大学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为代表。五四运动是20世纪初中华民族在文化形态上的一场巨大飞跃，不仅因为这场运动提出了、科学的口号，更因为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语言形态实现了巨大的进步。1949年后，当提及五四运动时，知识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其实，这是把五四运动化，是对五四运动性质和作用的一种极其片面的解释。五四运动首先完成了中国在语言形态上的有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型，而且在价值上确立了、科学的。五四运动本身是辛亥的一个文化分支，是中华民族对自身社会的价值体系的一种重建，而辛亥则是2000多年的家族皇权后的国的制度再造。在20世纪初，如果辛亥和五四运动的力量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中国20世纪的历史面貌就会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情景完全不同。而且，如果辛亥和五四运动的力量结合的好，那么，在20世纪里，中国就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 。陈独秀（1879-1942），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 “”和 “科学”两面旗帜，并且，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倡新文学。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是一本文字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是一本语言学方面的学术专著，解释三千多个常用汉字的形音义及其孳乳衍生的规律，突破了《说文解字》和段玉裁注的，除了征引古代文献，还大量引用近代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古玺、货币、陶瓦等古，并联系现代方言口语，以探求文字之本义，及词汇中的同源关系，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原稿特别注明“教师用”三字，并在《自叙》中说：“中小学习国文识国字之法急待改良，不可一日缓矣。”显然，这本书稿是为中小学语文教师编写的教材。而在1929年，陈独秀是的“首领”，自然不能出版。在四川期间，陈独秀在《实庵字说》《识字初阶》基础上，写了《小学识字教本》，而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改书名为《中国文字说明》。陈独秀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学人，因为他的《小学识字教本》，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奠定了基础。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至今仍然不被人们所真正意识到。陈独秀的意义，在于对中国文字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至于他在1920年前后着手组建中国，只是他从事的一种活动而已。由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赢得的声誉，他在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没有出席，仍被选为中央局；其后在二大、三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四大、五大上被选为会总。可见，是中国创始人和早期主要负责人，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陈独秀的思想包括：1.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的大众反对少数阶层的旗帜”；“资产阶级和，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未界，将实现“制以至全民制”。2.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根本目标是发展经济，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不能马上废除私有制，初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3.肯定“前期”苏俄，否定“后期”苏俄。斯大林在苏俄的恐怖，是苏俄制度造成而非个人品题；“任何制度和、、、贪污、腐化的官僚是不可能分离的”。没有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上的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成而非相反；斯大林式的官僚绝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4.世界大战中不能引发，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5.放弃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鲁迅（18811936年），原名周树人。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工作，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绩溪人。适与适之之名与字，取自当时盛行的学说“物竞天择，适者”典故。早年求学美国，接受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1917年夏回国后，任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所写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论，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胡适是当之无愧的新文化运动的之一。胡适对孔子儒学的研究，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在《说儒》中，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在《新的意义》中认为，“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辛亥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在《写在孔子诞辰之后》中，对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法社会很有点用处。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胡适提出了“文明再造”的观点。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而言，这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中国，直到现在，由于1949年后的长期的思想和片面宣传，许多人对于20世纪初五四运动主要人物的认识，仍然跳不出片面的思维的窠臼。而对于陈独秀、胡适之等人物的认识和研究，往往从的角度去解释，而对于他们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贡献却置之不顾。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知识的分野，源自于国际上1917年十月导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从内部而言，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无法找到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的原因，中国只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要么跟定美国，要么跟定前苏联。而对于前苏联的模式的全盘照搬，对19491976年的中国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五四运动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和科学的价值，并且完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场伟大的飞跃，并书写方式由文言文转变为使用白话文进行，从而奠定了20世纪汉语词汇的基础。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辛亥开辟了一条建立国的正途，然而，在“中华”与1912年元旦建立后，却一再经历挫折、和内乱。而1919年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也没有能够真正和科学之途。孙中山先生根据社会的进步思想于1905年提出的“三义”，到1949年便被马克思主义全面取代。而在19491976年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这个就有大海般丰富内容的理论体系，却被狭隘地运用为、，在观点支配下的，完全为一个文明的者，他采用“”的手段，对中华民族造成了的灾难。“前途是的、道是曲折的”这样的貌似正确的话语，曾经被广泛的适用。其实，美好的未来只能适用文明的方法创造出来。反之，一切不符合人类文明本质需要的社会建设方法、政策和线，都会对社会生活造成。1911年辛亥开创的“中华”，在1945年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结束后，和全面彻底的，从而导致1949年的中华退居到，在建立了中华人民国。在，直到1987年蒋经国先生放开“、”，才真正使得的在开花结果，于此，离辛亥的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76年时间。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出现在1899年由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月刊)分期刊登了英国者颉德所著《社会》前三章的中文，其中提到了马克思及其《资本论》，这是中国最早涉及马克思主义和出现“马克思”译名的中文出版物。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提到“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这些，只不过是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简单介绍而已。对于中华民族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一种力量，一方面是中国国内发生辛亥，从而使得政党组织登上了中国的舞台；另一方面，则是1917年十月发生后对中国直接影响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的实践，也是1917年十月爆发的一种国际后果。十月在中国的被接受、被效法，是中华民族社会在走投无情况下的。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的70多年，是中国社会的全面崩溃的阶段，从中国社会内部，再也无法产生出一种真正的文明进步的社会力量。不得已，中国只有向国际上学习、比较和借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同样是中国人向学习的一个组成部分。在20世纪初叶，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儒学早已不足以继续充当20世纪中华民族的正统的意识形态。1905年，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三义”的理论。主要接受国家、民生的概念体系。但是，三义却不是一种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特点的纯粹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新兴的伟大家和梦想家孙中山先生的对于社会建设与发展问题的核心主张。1949年10月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占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且具有唯一性，具有儒术在汉代时期的“独尊”地位。但是，决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者和实践者。晚年把他自己形象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秦始皇是实，马克思为虚。的作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毫不沾边，他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进行宣传和维持自己的而已。如大海般丰富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在的头脑中和话语中，被简单化为、，到“”中，有把马克思主义为“有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其实与任何一个对待儒学价值的态度一样。只不过儒学是中华民族本土的价值体系，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欧洲的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表现着中国的与意识形态的特点。在21世纪的现在，中国仍然需要解决和回答“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为的一页，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始终把代表人类社会的先进的生产力的阶级利益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最核心的内容。世界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 在马克思逝世的1883年后走过了大致150年的时间，在马克思的身后，人类经过20世纪5060年代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实现了人类社会的信息化，进而实现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这些都是在马克思的时代没有达到的社会发展高度。起自1980年代的中国的时期，正迎合了国际上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国的，在产业方面以及整个经济体系的方面，甚至的学术领域，都仍然渗透着学习的历史烙印。然而，毫无疑问，在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自觉地一条自主创新的道。六、21世纪的汉语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问题在20世纪，中国的五四运动的一代优秀的思想家，曾经怀抱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救苦救难的志向，然而，五四一代的思想家，却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提出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可行的方法和途径，而从上说，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20年代的和，却毫无例外地了一条依靠军事武装力量而的线，这两大依靠军事力量的政党，终于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彻底，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大规模的内战，这便是19461949年国共内战。这场国共内战标志了中国20世纪政党发展的失败。与政党密切相连的是政党的意识形态问题。1905年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义和1949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主义）意识形态，是在20世纪对中华民族影响发生重大影响的意识形态。然而，实质上说，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未能够真正的从最普及的意义上成为中国手中的思想工具。这同时是中国20世纪政党不成功的表现。起自1980年的时期中国社会在思想以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是如何发展的？时期中华民族又究竟受到那些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需要如何书写21世纪的思想史？这些问题即是理论问题又是迫切的现实问题。时下，有一个叫做“国学”的词汇非常时髦。然而，究竟如何对国学作出定义？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历史上，中国思想的最高峰即是《易经》中所表达出来的价值体系，然而，《易》在后人的运用中却被巫术化了，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由于没有能够继承和超越《易经》阐发出来的人文价值，到孔子创立儒学，其价值体系已经狭隘到一种关系的窠臼中。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在之后的2000年中，其思维方法和价值概念毫无发展和更新。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语言才实现了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折，但是，由于中国在制度转型上的失败有“家天下”向“党天下”的转型失败，导致中国的学术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却没有实现相应的根本转型。中国的语言系统始终存在严重的化的倾向。中国的“国学”研究，的确不需要继续在以往的故纸堆中探索，而是站在人类生活的全球化、信息化的高峰上阐发崭新的文念，并且付诸于实践。汉语是一种悠久而丰富的语言系统。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局面，再次证明了汉语是可以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汉语决不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一个障碍，相反的，汉语可以成为一种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可以肯定，汉字是一种能够与现代科技紧密结合起来的文字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家在王选（1937－2006年）的领导下，研制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王选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汉字的发明者，《说文解字》中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被尊为“造字”。据推算黄帝出生于公元前2717年，其生卒年份传说为公元前2717公元前2599年。按着这个时间，周文王姬昌书写《易》的时间，大致相差了整整1000年的时间。在21世纪里，中国的汉语系统不仅不仅实现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而且必须充当推动科学技术发明的语言系统。中国的20世纪百年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在21世纪，中华民族绝对不能走一条简单的学习、借鉴和模仿社会的发展道，同时必须坚定的抛弃那些愚蠢的赶超思维和复兴心态。中国如果不能够成为一个最具活力的产业创造和发明的国家，中国就不会在21世纪获得成功。在21世纪初，地球上的70亿人类的命运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人类现实的生活要求我们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左和右等20世纪的落后遗产。这要求人类必须界观、历史观、社会观和自然观等一系列重要的领域方面进行一场根本性的。由此，人类的社会生活才能够实现最伟大的进步，人类生命本身也才能够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上。直到今天，对人类社会生活起着关键的支配作用的两大因素仍然是货币资本和。人类如何超越和的支配？从而使得自身生命以及整个社会形态处于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状态下。这才是21世纪全人类共同面临着的一个根本问题。人类21世纪的三大科学领域包括：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人类需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置在对自然界的探索和认知的轨道上来，并且把对自然界的认识当类生命的至高无上的目的，从而才能够真正与自然界达成一种和谐的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的创造者。自然界也是人类生命的根本的支配力量和决定因素。总之，在人类有准确的文字记载以来的3000多年里，人类生命达到的高度还仍然处于一种极其低下的层次。人类社会现有的文明，也同样处于一种罪初级的生命创造的水平上。人类的智力尚处于最原始的婴儿阶段，因此，人类的文明进步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中华民族的社会形态，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到20世纪，始终处于一种自然的农业文明的状态下，而且在社会形态的发展方面长期停滞不前。中华民族的思维和实现，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便开始被各种各样的的所严厉控制。而一个失去了的民族注定是和贫穷的。在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冲破一切制约社会进步的羁绊，经过了30多年时期的中华民族，大致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智慧。21世纪中华民族社会的文明进步事业，是全人类最为灿烂的文明事业。在21世纪才当下，中华民族必须在思想上完成一场真正的。追求真理的，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力的核心。徐国进2013年5月4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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